从放大“放管服”效应出发，加快推进市场领域的更大开放，亦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既面临增长速度下降的挑战，更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能否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变，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关键在于稳定社会企业和居民作为市场主体的预期。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政府改革的重点，抓住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牛鼻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三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以上，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目标任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方政府在投资项目上积极探索，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对投资建设项目的项目立项、初步设计、工程实施和竣工验收等各审批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推行“合并审批”，使整个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大大缩短。客观地看，确实极大的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到，目前制约社会投资的因素仍然明显，企业投资意愿不高的问题相当突出。201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5.7%，落后整整5个百分点。其中东北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剧降17.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放管服”尚未到位，企业面临的制度成本仍然过高。人民日报最新公布的对53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政府最应推动降低的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即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推进“放管服”的步骤，全面降低制度性成本。这比单纯的全面减税效果更为长远。

在这个背景下，李克强总理在5月9日召开的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上提出了改革的更高目标，即：今年要再削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审批事项50项以上；削减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比例达到70%以上；削减一批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和资质认定。中央层面核准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要达到90%以上。有理由相信，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有助于稳定社会资本的预期，为释放社会资本中巨大的增长潜力创造重要的制度条件，是快改革、稳增长的关键一招。

我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还需要配套推进相关的改革。从社会资本的需求看，当务之急是加快市场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重点是进一步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需要在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尽快放开价格，鼓励竞争，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新机制。从放大“放管服”效应出发，加快推进市场领域的更大开放，亦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载于：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