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南方日报》2009年3月19日：宏观瞭望之匡贤明专栏
  

  当前全国上下反危机,既要解决增长问题,更要解决改革在较长时期中没有大的实质性突破这一问题。

　　政策调整只能缓解危机带来的压力,难以消除危机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

　　如果未来改革不能摆脱某种程度上“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能以更大的魄力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我们可能不仅难以率先走出危机,甚至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面对这场至今深不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为了提振信心,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还明确表示,中央政府手中有充足的政策武器。从应对危机来看,这些政策武器都非常关键；但从消除危机的体制基础看又远远不够。信心,只能源于对传统体制的革新。

　　我国目前面临的这场危机由国际因素引发,但却根源于国内自身的体制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与国内发展周期性下行的叠加,使短期保增长的问题突出,也使长期以来转变发展方式滞后的矛盾全面暴露。但是,危机更容易让人短视,让人只关注短期的增长问题。却不知,长期的制度扭曲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危机的体制基因仍然潜伏在经济体中,在外部因素的引发下,就会形成新一轮的危机。

　　因此,当前全国上下反危机,既要解决短期问题,更要解决长期问题；既要解决增长问题,更要解决改革在较长时期中没有大的实质性突破这一问题。

找出危机的体制基因

　　传统体制基因潜伏在日益现代化的经济体中,主要有四个:

　　一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早在十多年前我国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实践中的进展不大。这根源于市场化改革在某些领域的滞后。例如,过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赖以存在的重要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资源要素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成本难以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助长了企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抑制了对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从中长期看,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的配合,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经济刺激计划不仅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还会进一步积累体制矛盾,形成负面影响。

　　二是公共服务体制的缺失。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这根源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公共需求的体制矛盾。从社会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要求尽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三是对外开放战略不适应新阶段的全球化趋势。30年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建立在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低价格的资源优势上。3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自己面临的成本优势也在不断弱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冲击是出口的大幅下降。这不排除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对外开放战略已经不适应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未来我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外贸zz的高速增长,依靠出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也不现实。

　　四是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滞后。我们应对危机,既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和社会问题加剧,更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转型。例如,在危机管理中,政府的公信力至关重要。但由于政府自身建设滞后,提高政府公信力面临重大考验。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保证投资支出的公平和效率,避免腐败和权力寻租,削减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都将给政府自身建设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通过一揽子改革打破危机的体制基因

　　对如何应对危机,不同的专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包括发放消费券、均分国有股等。这些建议在一定范围和特定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但是,政策调整只能缓解危机带来的压力,难以消除危机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防止新的类似的危机,需要通过一揽子的改革来打破其体制基因。

　　一是要以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这是破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增长难题的根本出路。中央提出的“保增长”,并不是保落后的、粗放式的增长,而是要保持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和垄断行业,调动非公经济在扩大投资中的作用；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长,使环保产业成为未来10～20年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需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推进经济增长机制的转型。

　　二是要以社会变革化解经济压力,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当前的关键是要采取积极社会政策,加快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使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走扩大内需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需要建立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化解基于转型与变革中产生的社会矛盾。

　　三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实施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给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国际经贸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坚决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加快形成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是有效应对危机必须加快危机中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要把全面加强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作为重点,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调动市场与社会的积极性,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化解危机的合力。

改革重于政策调整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还没有经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过剩危机。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课题。要有效应对这场危机,我们的经济调控手段、经济管理办法、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体制等,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果未来改革不能摆脱某种程度上“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能以更大的魄力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我们可能不仅难以率先走出危机,甚至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当前需要做的是,在已推出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政策、产业政策等基础上,尽快出台配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走出一条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子,从根源上打破危机的体制基因。这个改革思路,远比具体的政策调整更重要。

2009.03.19: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rb/content/20090319/ArticelA13002FM.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