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2011-12-15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昨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提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一般而言，中等收入者是消费主体，但这些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有效扩大。此次会议，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确实并不多见，也切中了当下社会治理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

    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若以每人每天消费10-100美元为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有1.5亿-1.6亿人，约占12%。此前财政部则称，个税起征点上调到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而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相当一批中等收入者在老人赡养、子女教育、高房贷等压力下，沦为“伪中产”。

显然，这不但说明，现在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少且脆弱，而且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还很模糊，也有一些不太科学的地方。有关方面首先应该对中等收入者的范围，做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尤其需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认定标准。

当然，“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从现实需求看，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未来几年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出真正的实招：

   一是大规模减税，鼓励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使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这既是提高低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手段。本次会议确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需要加大实施力度，最好能达到3000亿-5000亿元的规模。

    二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中等收入者来说，最重的负担莫过于高房贷，因此，缓解这部分人的这个负担，减少高房贷带来的消费挤出效应，无疑将有效刺激消费。

    三是进一步提高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现在，一场大病往往就会让一个中产之家陷入贫困，而大病救助恰恰是现在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弱点。这需要各级政府继续加大社保投入，扩大大病医疗救助范围。

    四是促进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低收入者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相对低收的状态，大大制约了整体消费的提振。改变这一状态，除了加快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加快以农民土地权利保护为重点的财产权制度建设，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不过，所有这些“实招”，都涉及机制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需要尽快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导向的转变，由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