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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近日,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各部门都要自觉行动,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绝不能‘换汤不换药’。”讲话对新一轮机构改革敲响警钟。以往机构改革有哪些“换汤不换药”的怪象?新华社记者深入采访之后,梳理出了机构改革中“无领导下岗”、“改出一批吃财政饭的闲人”、 “行政审批明放暗收、小放大收”等几大怪象。

“换汤容易换药难”的阻力何在?如何真正完成政府职能转变?这是本期“思与辨”所要探讨的。

■ 主持人: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见习记者)

■ 嘉 宾: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凌国华(中国甘肃网评论员)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机构改革要突破既有利益格局

主持人:大家如何看待机构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换汤不换药”的怪象?

和静钧:这说明有些改革并没有实质碰触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命题。尽管引入了一些管理创新,但基本上只是重新划分或归并、裁撤了一些机构,属于线性排列组合式改革,属自循环式改革,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改革阻力何在呢?政府机构自然派生出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以及在这些格局上附着的人事格局,是改革的三大内生型阻力。内生驱动的改革,会本能地适应和照顾内生型格局,一个改革设计得再好,最终都可能内化为一个继续为内生型格局服务的改革,否则原有的内生驱动力就会消失,改革就寸步难行。因此,只能通过建构主义式思维方法,结合内生驱动力与足够强大的外部压力,才能防止改革的表面化。

凌国华:从以往机构改革的经验来看,有一点不可忽视,机构改革若不能真正突破既有利益格局,不仅无法完成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的重任,反而容易陷入帕金森定律的陷阱,从而使得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臃肿——再精简——再臃肿”的循环怪圈。如此折腾,不仅浪费了珍贵的公共资源,反而使社会对机构改革陷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表层猜测,有损政府公信力。这些,显然非机构改革的原意。

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合并只是机构改革的表面形式,是“汤”;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才是机构改革的精髓所在,是“药”。“换汤”不过是合并机构,换个牌子,“换药”则在于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让政府的归政府,让社会的归社会,让市场的归市场,人员也要精简,改进人浮于事的疲沓作风。“换药”因为要涉及政府权能下放和人员调整,必然要影响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机构改革是自己割自己肉,自然难以痛下决心,阻力可想而知,但是再深的水也要蹚。只有安全平稳蹚过改革深水区,才能激发更大的制度红利,这就需要调和鼎鼐的大格局和深功夫。

减机构减人难,尤其是减人更难

主持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其中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分流人员。现在我们看到,少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改出一批吃财政饭的闲人、行政审批明放暗收等,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凌国华:这些从侧面反映出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之艰难。机构改革陷入“换汤不换药”的困境,除了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公共机构带有自我扩张的属性之外,现实原因则在于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涉及到繁杂的利益格局。简政放权、职能转变,虽然是简单的几个字,但背后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前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权力往往跟一定的利益紧密相连,放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利益的流失,因此必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既得利益者的掣肘,使得一些机构改革往往流于机构调整的肤浅层面,更深层次的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则包裹在机构调整的内核中,无法施展。机构改革不能停留在换汤不换药的调整机构层面,而要深入到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骨髓。

匡贤明:从改革的历史看,减机构、减人难,尤其是减人更难。在明确职能转变的目标后,能否妥善处理人的问题,是关键所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政府改革,在裁人方面有着极大的弹性。其他国家的政府裁员后,人员分流到市场与社会中,但在我国政府改革中,政府裁员后,人员要么分流到下级政府,要么分流到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中,要么分流到享受体制内待遇的国有企业。真正分流到非财政供养领域的人员并不多。机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减轻财政供养负担,为纳税人减负,但几轮的政府改革下来,财政供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社会承担的供养着“大政府”的负担反而加重了。

和静钧:这些都是改革表面化的症状。政府冗员的长期化,岗位人事上下升降与左右流动双向性能差,都是政府机构效能不足的直接表现。另外,机构改革后,行政审批反而有被层层加码的怪象,或放小收大,明放暗收,皆因改革没有破除既有权力——利益——人事格局而最终成了“反改革”的对台戏。

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社会和市场

主持人:机构改革显现出的种种怪象,给我们提了个醒:机构调整易,职能转变难。怎么改才能发挥出机构改革的精神和真义,实实在在地完成政府职能转变?

和静钧:此轮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关键词就是“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首先,政府应在运行机制完善、行政流程优化、管理方式创新、行政权力制约等多方面内容上下功夫,目标不再是之前的排列组合式改革,应是内循环与外循环充分交融的改革,改革过程中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局外人也参与到这一重大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外部的适当压力,内部阻力是不会主动退让的。其次,作为改革的配套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应在改革公务员终身制及流动性能差方面下大力解决,尽早实现社会福利统一化,打破双轨制。第三,应培育社会和民间的治理力量,完善市场机制,以对接政府现有的将会放出的权力与服务。

匡贤明: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体制间的福利差距太大。城乡居民间存在明显的福利差距;城市内部,体制内与体制外亦然。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重点在于缩小体制间的福利差距。而这需要全面推进公共服务体制的对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还需要加大政府放权力度。一无福利优势;二无权力优势,财政供养的吸引力将明显下降。对政府来说,能否真正把发展的权力让渡给市场和社会,至关重要。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等大社会,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好的制度与环境,提供好的监管。要大力推进大社会发展,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格局。这也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的一个重点。

凌国华: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深化改革的引信,而理顺政府职能,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构建新型的“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各居其位而又互为倚靠、各司其职而又守望相助的新型关系,对于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的谋篇布局关系重大。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有割自己肉的勇气和革自己命的魄力,并以政府职能转变带动更宏阔层面上的改革。将社会的放给社会,将市场的交给市场,政府只作为“运动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社会和市场,去创造更优质的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创建服务型政府。

另外,职能转变不能只是政府“一个人在战斗”,需要引入人大、政协、群众团体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监督,及时对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效能评估,并不断吸纳合理建议予以完善。

 

 

附:政府裁人的关键是一减福利二削权力

匡贤明

对改革政府来说,转变政府职能是最终目标,其中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如何调整政府机构,二是如何分流人员。由此形成的“小政府”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政府规模小,二是政府职能有限并且有明确的边界约束。从改革的历史看,减机构减人难,尤其是减人更难。在明确职能转变的目标后,能否妥善处理人的问题,是一个关键。

 

1. 核心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政府改革,在裁人方面有着极大的弹性。其他国家的政府裁员后,人员分流到市场与社会中;但在我国政府改革中,政府裁员后,人员要么分流到下级政府(仍在体制内),要么分流到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中(还是在体制内),要么分流到享受体制内待遇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真正分流到非财政供养领域的人员,并不太多。对社会来说,几轮的政府改革下来,财政供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社会承担的供养着“大政府”的负担反而加重了。

因此,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要缩小政府规模容易,但要缩小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却很难。大家要密切关注到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承诺的约法三章,其中一点就是“财政供养人口只减不增”。他没有说政府公职人员只减不增。这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2. 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基础在缩小体制间的福利差距

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体制间的福利差距太大。城乡居民间存在明显的福利差距;城市内部,体制内与体制外存在明显的福利差距。这些年的改革趋势是,福利差距在缩小,但仍然足以影响人们的决策。比如,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为公务员提供所谓双限房,而体制外的居民申请经济适用房困难重重。双限房价与市场房价之间巨大的差额,成为财政供养人口实质的收入。某些官员享受公共服务的特权,也形成了相当多消极腐败的现象。

因此,减少财政供养人口,重点在于缩小体制间的福利差距。而这需要全面推进公共服务体制的对接。从改革过程看,两方面很重要:一是尽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对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福利体制的对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行政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实现全国公共服务制度无差异化。二是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改革的趋势,不是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而是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同时尽快削减行政体制内不合理的福利开支(尤其是三公经费)。

 

3. 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突破在于通过放权发展大市场和大社会

在福利趋同的同时,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还需要加大政府放权力度。一无福利优势;二无权力优势,财政供养的吸引力将明显下降。对政府来说,能否真正把发展的权力让渡给市场和社会,至关重要。经济

增长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等大社会,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好的制度与环境,提供好的监管。

例如,从我国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变化的趋势出发,3000万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口规模可能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要大幅增加。但公共服务部门完全依赖财政供养的格局要改变。这就是说,要大力推进大社会发展,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格局。这也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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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贤明

匡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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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最大兴趣:挑灯读杂书,煮茶论改革。另:所有博客、微博上观点,仅代表本人,不代表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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