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10月28日媒体报道，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52万人资格审查合格，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

前不久，“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近日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浙江大学和学生交流时也谈到，“如果中国未来很多年最优秀的人都去当官了，那么中国的创新能力怎么能够和美国相比？”

这么多年轻人热衷“铁饭碗”，应当怎么看？怎么办？本期“思与辨”聚焦于此。

■主持人：

邓辉林（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 宾：

匡贤明（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长安（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后）

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博士后）

“公务员热”，得热得正常

主持人：请你们谈一谈，现在的“公务员热”真的热过头了吗？

陈家喜：其实，除了极少数艰苦边远地区职位和特殊专业职位之外，公务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份比较理想的职业。由于公务员福利健全、职业常任、地位较高、压力不大，因此各国公务员的竞争都很激烈，报考者趋之若鹜。2006年印度公务员的录取率为0.1%；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录取率也仅为1%；2010年韩国中央政府公务员的录取率是1100∶1；2011年日本I类（中央省厅）公务员通过率仅为4.9%。而且，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公务员考试竞争必将越发激烈。一对比就知道，我国公务员招考77∶1的录取率，只能算是中等水平，用不着过于惊讶。

李长安：评判公务员报考热不热，应当多看看一个国家的人才分布是不是合理。如果大量人才聚集在非生产性岗位，而生产性岗位却难以吸聚人才的话，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创新能力就会削弱。我国目前就存在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人才自身不理性，事实上这是制度设计下的无奈选择。假如公务员队伍不能享受特权或只能享受极少的特权，不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福利，“铁饭碗”是火不起来的。

匡贤明：尽管政府部门也需要高素质人才，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妨碍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好事。

从另一个方面说，不管考公务员热不热，只要公务员的福利待遇、管理本身是透明的、规范的、民众认可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但如今，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受到的约束又不够，加上公务员福利保障等方面的优厚待遇，都使得公务员职位为人热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是否每一项都由法律授予？除了明面上的福利待遇，公务员获得权利寻租“好处”的机会有多大？这些问题都理清了，处理好了，才能说“公务员热”热得正常。

社会工作也应成为“金饭碗”

主持人：当今许多年轻人，为什么争当公务员而不抢着去做其他工作呢？

李长安：现在，很多大学生不愿去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工作，与实体经济自身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特征仍比较明显，以至于只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利润末端，这样就造成了对廉价劳动力过度需求的“用工荒”以及排斥大学生的“就业难”同时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效益不佳、发展环境不好或者经营不规范也是让一些大学生敬而远之的原因。比如劳动合同不规范、工作环境较差、工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等。所以说，大学生不愿去实体经济部门就业，主要还在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的困境。

匡贤明：很多人在谈论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时，往往局限于考公务员与去企业之间。其实在很多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工作是重要的就业岗位，这与这些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当前，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考虑去社工领域就业，但它还没有普遍成为年轻人的就业选项。除了一些官办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外，草根性的社会组织很难延聘到优秀人才，根源何在？第一，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第二，很多社会组织提供的待遇不能和公务员和大企业待遇相比；第三，在人们的意识中，社工还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大政府、小社会”尚未根本改变。

陈家喜：没有更好出路，加之公务员待遇优厚，大家自然纷纷投身“考碗”。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相比，除了工作稳定、待遇优厚、地位较高等优势外，还具有权力渗透性的特点。权力渗透性体现在公共权力可以影响和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比如，特别是具有较高职务、掌握一定权限的官员，可以利用职务影响，在就医、买房、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获得优势。职位越高，权力可能渗透的范围和能力就越大，这也是促使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的原因。

有了更多上升通道，“铁饭碗”就没这么俏

主持人：怎样才能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匡贤明：必须让公务员之外的职业香起来，让社会服务类和企业工作成为人们择业的优选。重要的不是“有形之手”要做什么，重要的是它不做什么。第一，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有形之手。不能只在细节上修修补补，要在政府自身改革与转型上有大的突破。当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大大弱化，这类岗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第二，加大对企业和社会的放权力度，减少社会组织与企业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降低其税负，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主体。第三，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政策与体制上予以扶持，比如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形成制度化的政社合作机制。通过这些改革，来改变“国考”热的社会基础。

李长安：引导优秀人才自主创业、投身实体经济，关系到国家创新发展的水平。其中政府的作用尤为关键。在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要减少各种行政干预，大力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鼓励自主创业方面，简化创立企业的审批手续，降低创业门槛。从宏观方面说，还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发展转到依靠科技创新上来。

陈家喜：让“国考”热降温，最重要的是强化法律、公众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把公共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法无授权则不为；推动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使之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让公共权力依附于职位，在职务行为之外行不通，以此降低公共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渗透，降低权力的边际效应。当公务员这碗饭不怎么香，更不是“铁饭碗”，而其他类型工作的发展又很有前途的时候，挤破头报考公务员的现象就不会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