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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院经济所
  上海证券报http://news.hexun.com/2014-04-18/164038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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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季度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三期叠加”的必然反应,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情况会好起来。并认为,在诸多数据中,消费增速放缓特别值得关注,因为扩大消费是调结构的方向,如果消费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会给宏观经济增添新的风险。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需要跟踪研究。
  ——亚夫
  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决定增长前景的重要因素是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到什么程度。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既表现在投资增速的下降上,更表现在消费增速的下降上。消费增长放缓使宏观经济面临新风险。
  从一季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看,一些重要指标均有下降的压力。但其中突出的风险和挑战之一是消费增速的放缓。这表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比较明显。2014年1-3月社会消费品总额为620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为2006年2月份以来新低。
  为应对消费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风险,应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切实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压力。考虑到今年实体经济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在保持财政收入水平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建议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减税力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消费增长速度放缓及其带来的投资信心下降。这有周期性因素,但主要根源在于制约消费需求释放的政策与体制。客观地看,我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已经形成,稳定宏观经济的关键在于,适应消费释放的大趋势,加快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尤其要避免为保增长再度采取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延缓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消费增速放缓带来经济新风险
  判断经济形势,既要看短期供给的波动,更要看中长期需求的波动。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决定中国增长前景的重要因素是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到什么程度。当前,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既表现在投资增速的下降上,更表现在消费增速的下降上。消费增长放缓使宏观经济面临新风险。
  1.应高度重视消费增速的放缓
  从今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各项指标显示看,一些重要指标均有下降的压力。但其中突出的风险和挑战之一是消费增速的放缓。这表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比较明显。2014年1-3月社会消费品总额为620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为2006年2月份以来新低。
  除了同比下降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环比增长也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3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环比增长均在1%左右,2014年1月、2月环比增长为0.78%和0.71%,反映社会消费释放的活跃度还不够;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1.23%,出现了改善的苗头,但能否保持或进一步增长仍需观察。
  2. 消费增速放缓导致投资增长乏力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没有消费,投资将成为无源之水;没有消费需求支撑,扩大投资将带来产能过剩。因此,消费增长速度放缓会引致投资需求收缩。2014年1-3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83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6%,为2002年12月以来的新低。PPI不仅同比仍未能转正,环比也出现下降,3月PPI同比下降2.3%,环比下降0.3%。在PMI上,3月份制造业PMI虽然比2月份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50.3%,但反弹力度并不明显;反映中小企业的汇丰PMI指数仅为48.0%,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分水岭下方。
  从短期看,投资放缓直接形成经济增长的压力。但进一步分析,投资放缓的根源在于消费放缓。我国投资领域的现状是,产能过剩与投资短缺同时并存。一方面,缺乏消费需求的重化工业等产能过剩尚未得到有效出清,这些行业的投资将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有巨大消费潜力的服务业等投资仍然短缺,巨大的投资需求还得到充分释放。这必然导致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并带来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
  3. 消费增速放缓可能放大宏观经济风险
  消费投资增速双放缓,不仅使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存在比较大的回落压力,而且也使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目前各方广为关注的债务风险扩大问题、房地产风险问题、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滞后问题等,都与此直接相关。比如,消费放缓可能加大房地产市场压力。1-3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8%,降幅比1-2月扩大3.7个百分点;销售额同比下降5.2%,降幅比1-2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均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从增长前景看,如果消费增速进一步放缓,过去在高速增长情况下被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更为突出,从而形成增长的隐患。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消费增速的放缓。
  消费增速下滑与政策和体制因素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包括春节假期,是我国传统的消费旺季。在消费旺季出现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有多方面原因。从我国消费需求释放的空间看,消费增速放缓与更深层次的政策与体制机制障碍有关。当前,一些思想理念、宏观政策、消费环境和体制制度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还不相适应。
  1. 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但潜在消费需求受抑制
  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使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规模持续加大。但居民在健康、医疗、养老等领域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例如,据统计,我国每天有近2.5万人进入到60岁以上老年人行列,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短缺均十分明显,在一些特大城市,要进公立养老院,如果50岁开始排队,要排上30年,甚至40年,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养老消费需求明显被抑制。
  随着居民新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相关的制度安排尚未作出有效调整,使潜在消费需求未能得到有效释放。
  2.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匹配
  投资与消费不匹配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还有很大权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新一届政府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加快了行政审批改革的进程,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社会期望相比,打破垄断等改革供给还相对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待突破。目前仅中石化推出了放开成品油销售环节的政策。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资本活力还没有全面释放出来,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有效投资不足,尤其是服务领域的投资短缺明显。如果不从这个投资结构出发,仅看到投资增速下降而再度出手扩大投资以稳定短期增长,恐怕又会给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隐患。
  3. 消费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消费预期不稳
  比如,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政策波动,加大消费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消费更为谨慎。最近出现的“房地产崩溃论”,直接影响消费者对持有财产的担心,客观上使消费信心受到很大影响。再比如,城乡居民对教育、医疗等需求加大,但相应的市场监管没有跟上,消费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一些地方出现“药儿园”事件,暴露出学前教育监管中还存在薄弱环节。
  此外,居民对绿色消费有很大需求。调查显示,城市消费者中,94%的受访者愿意为“绿色”的产品和服务多支付45%的费用;83%的被调查者需要购买此类产品或服务。但绿色消费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起来,消费安全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4. 收入分配改革尚未破题
  这些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持续缩小态势,这是一个好的方面。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到3.03:1,2014年一季度为2.53:1。但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还呈现出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突出特点。
  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2%;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比2012年回落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比2012年回落1.4个百分点。
  当前,尽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出台,但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公布,一些重大利益调整上的改革尚未实质性推进,不利于社会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
  5.农民工消费需求明显抑制,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有待加快
  由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展比较缓慢,农民工“收入在城市、消费回农村”特征仍然明显。不久前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但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改革和相关政策尚待明确和落实,实施细则还需要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使其消费需求尚未有效释放出来。
  以经济发达的上海为例,根据调研数据,2013年在沪农民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6097元(月均为1341元),和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3425元)接近,仅为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28155元)的57.17%。
  采取有效措施释放消费需求
  稳定宏观经济的关键在于充分释放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并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扩大有效投资。这就要求既着眼于短期,又谋划中长期,在解决短期问题时为解决中长期问题奠定基础;既注重政策调整,更注重体制改革;既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又要发挥政府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着眼于“释消费、稳增长”。
  1. 尽快形成消费决定未来中长期增长的共识
  我国当前正处于增长换挡的关键时期,各方对经济增长担忧主要在于: 随着投资拉动作用的逐步下降,消费能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使得在释放消费需求的一些政策措施和体制调整方面还缺乏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共识。
  (1)在政策导向上,明确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最大的增长优势。初步估算表明,2020年中国消费潜力将达到45-50万亿元,加上引致的投资需求,内需总规模有望达到上百万亿元,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
  (2)适应未来5-10年的大趋势,明确释放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目标。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左右的增长速度;由此带动固定资产投资18%-20%的增长;二是改变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在2013年消费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争取“十二五”末消费率达到53%-55%,初步形成消费拉动的基本格局;三是释放消费需求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通过消费释放有效带动投资增长,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形成投资消费动态平衡,推进产业结构合理优化。
  (3)通过消费释放推进结构的加快调整。通过释放服务业的投资需求,带动投资结构的有效调整;推进城镇化率及服务业比重每年分别再提高1-1.5个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明显改善,使年新增就业人口达到1000万人以上。
  2.尽快推进有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
  (1)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大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切实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压力。考虑到今年实体经济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在保持财政收入水平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建议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减税力度。
  可以考虑实施5000亿的减税计划,即以2013年年财政收入基数与增长速度为标准,全年财政收入达到13.7万亿即可,增长6.2%,使预期的财政收税增长从1.3万亿缩减到0.8万亿,减税5000亿元。
  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2.9万亿,增长10.1%;2014年1-2月财政收入累计249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96亿元,增长11.1%。如果财政收入保持2013年的增长速度不变,2014年将达到14.2万亿。建议明确5000亿的减税规模,即财政收入控制在13.7万亿左右,增长速度保持在6.2%左右。
  与此同时,加快推出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尤其是在预算和税制方面,近期内建议出台具体的改革行动方案。
  (2)近期内出台加快人口城镇化的配套政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按着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加快推进相关的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以“三个一亿人”为目标,年内争取出台各地区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全面清理农民工社会福利歧视的相关政策,明确将市民福利与户籍制度脱钩。
  (3)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放心保)并轨,争取上半年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加快政府公共服务采购清单制度建设,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采购力度,并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3. 适应消费需求,激活社会资本活力
  我国不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也有巨大的投资潜力。2013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40万亿元,为扩大投资提供了巨大空间。我国仍有大量闲置的社会资本,企业和居民也并不缺乏投资愿望。
  问题在于,需要适应消费需求释放的基本趋势,尽快打破制约社会资本的政策与体制障碍,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活力,使全国新注册企业和民间投资比重保持进一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为64.8%,“十二五”期内要争取达到70%左右的水平。
  (1)扭转社会资本投资增速下降态势。今年1-3月民间投资增长下滑主要是工业和制造业的民间投资下滑。要扭转这一态势,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制定并公开各级政府权力清单,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活力,使社会资本在调整投资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减少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错配。
  (2)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投资需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化投资的相关领域。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城镇化融资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体制。
  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要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这方面的投资需求通过加快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对投资性、商业性的融资,则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活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有巨大社会需求的服务业、公益性项目、文化产业、环保产业等领域。
  (3)加快服务业开放。2013年,我国服务业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一季度服务业比重达到49.02%,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主体。推进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有利于扩大社会资本投资空间进而稳定投资。尽管短期内开放会给监管造成压力,但从中长期看是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手段。
  建议在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领域采取最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建议今年年内,抓紧出台加快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娱乐、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提速营转增改革,建议原定2015年完成的营转增改革,今年年内全部完成。
  (4)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建议在这方面要列出并向全社会公开明确的时间表和分解到具体领域的改革任务。在具体措施上,尽快在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垄断行业推出一批向民营经济开放的重大项目,以此提振民间固定投资信心。对新批的投资项目,例如新获批的5条铁路建设项目,应明确民间资本投资比例的下限。
  (5)加快相关经济法律修订。在特定时期出台的一些法律已经滞后,并且成为制约社会资本发展的突出矛盾。按“市场决定”的要求,应当对现有的经济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及时修订和清理。目前《公司法》已率先修改并正式实施,建议其他相关的法律也应抓紧修订。
  4.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
  (1)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鉴于宏观经济仍然在上限与下限之间运行,建议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大的转向,以此稳定社会各方面政策预期。尤其是不能“放投资、宽货币”,再出台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方案和宽松货币政策。
  当然,在加快相关改革的同时,也要积极做好经济突破底限的预案,以重大民生项目为主做好相应项目储备,一旦经济运行面临外部冲击突破底线,可以启动预案、从容应对。
  (2)研究出台消费主导的中长期改革规划。能否有效释放13亿人的消费潜力,决定了我国能否实现7%-8%的中高速增长。释放消费潜力的改革是中长期的、难以一蹴而就,不能依靠短期刺激政策。当前,需要明确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尽快制定消费主导经济转型中长期的改革规划,明确时间图和路线表。
  (3)严格消费市场监管,保障消费安全。尽快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推进由行政监管向法治监管的转型,明确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离,建立自上而下、统一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对影响全局的重大消费事件,从严处理。建议年内组建独立的、权威、有明确执法权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
  (4)改善消费环境。对有利于释放消费的新兴业态采取鼓励态度,审慎出台有可能影响社会消费预期的相关政策。例如,央行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等方案,建议在广泛征求意见、公开讨论、达成共识后再实施。加快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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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贤明

匡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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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最大兴趣:挑灯读杂书,煮茶论改革。另:所有博客、微博上观点,仅代表本人,不代表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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