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加重,中小企业面临比较大的困境;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处理不好有可能放大短期风险,甚至蔓延到其他领域;一些先行指标不容乐观,电力、铁路货运、PPI等指标都不太理想,从地区看,东北等区域令人忧虑。在这个特定时期,不仅需要考虑政策的相应调整问题,更需要考虑背后深层次的根源。笔者最近跑了几个地方,从调研情况看,中央部署的改革得到有效落实的地区,增长的压力就相对较小,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压力的大小,和改革的落地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增长中不可能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国已经历了几轮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前的经济形势,既有周期性的因素,比如国际经济形势的问题,过去政策刺激遗留的某些“有毒资产”;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更有经济体制的因素,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些改革落地,距离社会预期还有一定距离。
改革是应对短期经济压力的锦囊妙计
应当说,依托中国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和巨大的投资空间,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强大的动力。这一点成为各方共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条,就是能不能有效释放增长潜力。比如,各方都在谈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问题,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国企高30%,如果国企都通过改革,哪怕把两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缩小10%,都将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从中长期看,国企改革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速器。
回到短期,短期内应对经济放缓有没有锦囊妙计?改革能否扭转宏观经济形势?从历史看,完全可以,而且只能如此。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用过,也就是实现重大改革的突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出现了几轮经济困境,最终走出困境均得益于重大改革的突破。标志性的改革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税制改革以及“入世”。应当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回旋余地,远比过去要大。我们有巨大的消费市场,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当前,只要实现重大改革的突破,就可以释放出体制变革的红利。
重在改革的重点突破
宏观经济的不景气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病症既已出现,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重大改革的突破上。越是艰难之时,越是调整机制的最好时机。那么,哪些改革急需突破?哪些短期政策又需要尽快调整?
第一,明确政策调整的托底性质。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托底,而不在于刺激。这一点需要明确。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要政策的重大调整,但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托底,为了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人为刺激经济。这是李克强总理说的“不刺激”的实质。从企业需求看,最大的政策调整就是加大减税力度,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存活下去,防止中小企业倒闭潮。比如,把减免标准从营业额3万元提高到营业额20万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大“放水养鱼”的力度。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或者临时性地降低相关费率,以尽快降低企业社保负担。通过这些托底政策,构建起经济风险的防护网。
第二,加快简政放权力度,加快权力的标准化进程。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当头炮和先手棋。从调研情况看,简政放权取得明显进展,释放出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企业层面感觉尤其深刻。有企业反映,某地推进建设投资项目“合并审批、统一核费、单一征收”的改革,从项目申请立项到开始施工,用时不到两个月时间。企业坦言,仅此一项就节约了上千万元的资金利息成本。尽管如此,企业对简政放权仍有巨大需求,对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有更大需求。这方面还需要“快马加鞭”。更重要的是加快行政权力的标准化进程。广东已经在标准化和信息化上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需要尽快向全国推广。
第三,把市场开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的投资存在一个悖论,投资过剩与投资短缺并存,一些领域产能严重过剩,但另外一些领域供给严重不足。比如,中国健康服务供给严重不适应于健康服务需求,养老院一床难求。这就要求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真正放开市场准入,尤其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同时,尽可能不用或少用产业政策。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习惯于在一个产业里确定领军型企业并给予特殊产业政策的做法,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新企业的成长。从实践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急需的产业政策是通过打破垄断,扩大市场准入。
第四,打破改革在某些领域的胶着状态。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一些重大改革亟需加快突破。比如,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着规定的时间点加快推进,这个条件已经成熟;再比如,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提升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鼓励地方试点和创新,尽快改变某些干部在改革上“畏手畏脚”的心态。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告诉我们,越是形势复杂,越是环境巨变,越需要坚定转型的决心不动摇,越需要稳定改革的预期,尤其是要防止“自乱军心”。搞活了改革,就会搞好经济。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章载于:南方日报 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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