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颜庆雄

引子：

“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明，就是在办证明的路上。”坊间流传的这句话，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真实反映了当下证明过多过滥过奇的问题。日前，公安部通过“打黑除四害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图文详解了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包括此前一直被群众吐槽的证明“你妈是你妈”。“奇葩证明”过多过滥折射出了什么？怎样才能让“奇葩证明”消失？本期“思与辨”进行探讨。

■ 主持人：尹传刚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 嘉 宾：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上官酒瑞 （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相关部门动辄要民众出具各种证明，不少是为了转嫁风险，推卸责任

主持人：证明过滥过繁折射出了什么？

上官酒瑞：证明过滥过繁，折射出政府管理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同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信息不流动、不交换、不共享，如公安、民政、计生、人保等部门之间所采集公民的人口、婚姻、生育等基础数据之间，就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和障碍。相关部门动辄要群众出具各种证明，不少是为了转嫁风险，推卸责任，更多体现的是向上负责，而不是“眼睛向下”，考虑服务对象是否方便。如果说开具一些证明是必要的，那么一些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不科学、不透明，或是扯皮刁难、不作为、踢皮球，则在客观上促成了民众办事证明多滥奇的问题。另一方面，确实在一些领域存在个别公民不诚信的现象，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骗取低保、养老金等现象，“倒逼”相关职能部门增加了证明的数量。

刘国强：我们的整个社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管理体系，而没有形成社会化的运行机制。这样，很多社会资源的分配乃至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经由政府相应管理部门，尤以公安系统和民政部门为甚，办个事情都需要跑很多单位，盖很多章，这是沿续已久的常态，这才是导致各种“奇葩证明”的根本原因。当前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相应管理观念滞后，政府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相应的行政审批程序没有简化，或是办事人员死板机械，怕担责任，这些都是产生“奇葩证明”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这也反映了当前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不但口说无凭，各类证件也可能造假，这就成了难解的死结。

匡贤明：从体制机制上看，“奇葩证明”折射出了行政体制内的两大问题：一是行政权力不清楚，自行附加的证明过多，客观上加大了民众的行政成本；二是各部门的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楚；三是把证明作为监管的替代，推卸自己的监管责任。比如，有的地方开商铺要开“不扰民证明”，不扰民是市场监管的应有之义，出了证明又怎么可以保证不扰民？程序上混乱错误。因此，简言之，“奇葩证明”背后是行政权力设置与履行中不合理的突出反映。

当前大量的“奇葩证明”，大多是部门自行设置的，缺乏法律依据

主持人：你们如何看待此次公安部门宣布不再开具18类证明？

匡贤明：公安部门不再为个人出具18类证明，是说明自己的权力边界，哪些事项可以不必通过证明就直接办理，哪些事项是由其他部门办理。这客观上有助于消除某些“奇葩证明”，但要根治“奇葩证明”，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有的部门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行政风险，可能会提出，既然公安机关不出具，那就让其他部门出具，例如社区或者工作单位等。事实上，当前大量的“奇葩证明”，大多是部门自行设置的，缺乏法律依据。要解决这个问题，远不是公安机关单方面宣布不出具证明就能解决的。

上官酒瑞：各类“奇葩证明”，让办事的民众苦不堪言，其中公安部门是个“大户”，社会反响强烈。于是，公安部门发布消息说不再出具18类证明，而且指出一些证明本就不需开，一些证明应该由哪些部门和机构开具，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奇葩证明”不只集中在公安部门，其他机关也同样存在；公安部门“不再开”，并非民众期待的“不用开”，而是还要跑到其他机关去开。

刘国强：公安部门不开，并不意味着这些证明就不需要开了。管理部门各自分清自己的责任，搞清楚自己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奇葩证明”现象。

建立多部门共享共通的政务信息平台

主持人：怎样才能让“奇葩证明”不再有？

刘国强：首先是体制性的改革。需要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强化社会职能，增强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民众个人的主体性。其次是观念性的转变。很多“证明”本来就无需证明，但真不去“证明”一下，好像在很多层次的观念上都通不过。如政府部门需转变观念和作风，不能用“印把子”来刷存在感；企事业单位不能图省事或怕担责，要求员工开不必要的证明。第三是技术性的进步。需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共享的信息服务平台，免去民众办事跑腿的麻烦。最后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不但是体制性和技术性问题，更是社会文明进步和道德水平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根治“奇葩证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匡贤明：消除“奇葩证明”，根子在于简政放权，推进权力的标准化。各部门尽快制定并出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进权力的公开化，哪些事项需要办理，需要全面公开，一次性告之；加快提高部门信息共享程度。证明的实质是提供信息。而事实上相关的信息在其他部门已经存在，只需要部门间对接就行，不需要行政相对人自己去办理。

上官酒瑞：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建立多部门共享共通的政务信息平台，整合公民的户籍、人口、婚姻等各种基础数据，实现上下联动、横向贯通、动态更新，并制定统一的信息标准、规范，确保信息安全。这样有助于解决信息壁垒、信息碎片化、不流动的问题，可以变民众跑腿为数据跑路，适应流动性社会管理的需求。这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关键在于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困境。

 文章载于：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