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坊间呼吁已久的全面放开二孩靴子终于落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本期“思与辨”就此话题进行探讨。

■ 主持人：尹传刚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 嘉 宾：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刘国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

主持人：您如何评价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新政？

匡贤明：这是我国重大的政策调整，将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核心变化是人口抚养比在快速上升，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新增劳动力甚至出现绝对下降。考虑到人口是个慢变量，当出现劳动人口绝对下降时，表明趋势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421”格局下制度赡养率（退休者和缴费者比例）势必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一胎政策实施的背景和问题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继续一胎（包括单独一胎）政策，只能加快劳动人口趋势下降，并将对经济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这是极为重要的。

张敬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既是宏观经济的现实选择，也契合了民心民意，更激起了舆论的热议。独生子女虽然享受着更多的家庭关爱，但也担负着太多长辈的希望和承担着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从学习到工作再到养老，独生子女压力更重。此外就是老龄化社会造成了家庭养老传统的破局，更有超过百万的“失独”家庭，而且每年以超过7.6万的速度递增。多要一个孩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期待。对于大多数想生孩子、尤其是那些还能生育的失独家庭而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啻雪中送炭。

刘国强：这是符合当前人口发展状况的非常合理的重大政策调整。现在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从家族和谐及个人幸福度的角度上看，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过程中的孤独问题曾受到过广泛关注，随着他们的成家立业，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的负担也加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生育积极性大幅度萎缩。这时候，需要对人口形势做出准确研判。综合以上因素，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非常明智之举。

有利于应对老龄化冲击、增加劳动力供给

主持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实施二孩政策有哪些作用？

匡贤明：对国家来说，短期内人口规模的影响不会太大，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中长期内将使人口规模逐步回归到正常的人口增长趋势，改变当前劳动力的下降趋势，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

截至2014年，我国养老金制度内的赡养率已经达到1∶3，这一年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为2.11万亿元，小于支出的2.33万亿元。全面二孩政策将逐步在中长期内优化制度赡养率。当然，在短期内，普遍二孩政策将对一些特定产业带来直接的效应。比如妇婴、护理等产业，将迎来相应市场机遇。

刘国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具有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应对老龄化冲击、增加劳动力供给，为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在短时间内也具有明显的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改变了家族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个体的健康成长，增加人们生活中的幸福感；使人们的生育权利有了更大的保障，也将使社会生育观念走向成熟。

张敬伟：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化，已经遭遇人口红利枯竭之困和老龄化社会来临之惑，以有余补不足、以年轻化中和老龄化，属于政策面的自然选择。从市场到养老，从家庭伦理到文化传统，亟需释放人口红利的时代来临了。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兼顾到了民意诉求，在生育权利赋予上属于尊重个体权利的“加法”。 它能够确保社会公平，降低社会风险，甚至可以破解性别比过高引发的“光棍潮”尴尬。

不能指望政策放开能够自动生效，而应该有更多配套措施

主持人：解决了能不能生之后，想不想生、敢不敢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某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不想生，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哪还敢生两个？” 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生育并未“井喷”。生孩子不易，养孩子更难，居高不下的养育成本让一些人望而却步。政策层面需要作何调整，以与新的人口政策配套？

刘国强：生育服务政策需要做出调整。各地一定要理解全面放开的含义，简化二孩生育的管理程序，不能随意附加条件。鉴于当前许多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的限制，国家可借鉴许多国家的做法，对孩子生育和教育提供相应的福利支持，使更多的家庭能够生得起、也养得起两个孩子。

张敬伟：放开二孩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放开能够自动生效，而应该有更多配套措施。医保社保体系对生育二孩的关切与眷顾，确保“生”的成本低廉，“养”有社会保障。扩充相应的教育资源、降低育儿养老成本，才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加大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给予生育更多关怀与激励。

匡贤明：是否作出生育二孩决策，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生育意愿，二是生育成本。从各国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不考虑其他因素，与30年前相比，现在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是下降的。这个趋势，恐怕不是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

当然，目前城市家庭面临的主要约束仍然是成本约束，生孩易而养孩难。这就需要分析养孩的成本究竟在哪里？从现实情况看，主要是健康、学前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而这方面的支出大多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因此，要降低家庭生育成本，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把目前由家庭承担的成本部分改由公共服务体系承担。这就要求优化现有的人口服务政策，对育龄、哺乳期妇女、婴幼儿等提供更多的服务；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医疗体系。也就是说，要把过去的计生体系全面转型为人口服务体系，建立起鼓励人口发展的制度保障。

文章载于：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