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经济领域，“杠杆”就是通过借债，以较小的投入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例如个人融资融券、企业向银行借贷、政府发行地方债等，都是“加杠杆”的行为。适度的杠杆对经济有益，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杠杆反而会拖累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列为201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无疑是为中国经济打了一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防针”。本期“思与辨”就“去杠杆”话题进行讨论。

■ 主持人：尹传刚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 嘉 宾：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傅子恒 （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出现加杠杆的趋势，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直接相关

主持人：我国社会当前杠杆率如何，原因何在？

傅子恒：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年中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指出，截至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负债总额为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剔除金融机构，中国实体部门债务为138.33万亿，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杠杆率快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需保持高度警惕；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国家中最高，隐含风险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举债筹得的。持续扩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政府债务规模不断累加，杠杆率不断攀升；而在2008年之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投资力度，使得政府负债水平进一步水涨船高。经济高速增长刺激企业扩大举债水平，只要投资收益大于举债成本，企业就有动力扩大杠杆，这是市场经济规模决定的市场主体自发行为。而当经济景气周期处于下行阶段，较高的杠杆率就会给资金使用主体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就需要进行反向的调整。

匡贤明：一个经济体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杠杆。问题在于，杠杆超过一定水平后，将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去几年，我国经济领域一直在加杠杆中，这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比如，以企业债务为例，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量高居全球第一，达16.1万亿美元，对GDP占比超过160%，远高于2013年120%；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增长迅速，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规模为2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5.4万亿，相比2013年6月增长41.3%；或有债务8.6万亿，增长了22.9%；在金融领域，2015年11月末，银行总资产为191.2万亿元，预计到2015年末对GDP占比将达到280%。而这一水平在2008年时仅为197%。

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走出投资主导的格局，在应对经济波动中，扩大投资成为主要途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计划的实施，是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地方政府负债快速扩大，企业债务也在扩大。而且在这个进程中为了盘活社会资本，在资本市场出台了加杠杆的举措，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巨幅波动。因此，出现加杠杆的趋势，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直接相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去杠杆”的重大任务，是非常及时的

主持人：杠杆率过高会带来哪些危害？

匡贤明：我国金融的杠杆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有可能会引发相应的金融风险。除了居民家庭负债率较低外，企业、地方政府、银行等都出现了加杠杆的趋势，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一，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目前银行不良出现双升，截至2015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59%；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已从2014年初的273.66%逐季度降至190.79%。第二，对于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2015年如不是出台债务置换，恐怕很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第三，企业杠杆加大，容易带来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企业倒闭。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去杠杆”的重大任务，是非常及时的。

张敬伟：2000年-2014年间，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却非常迅速。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年均增长1.9万亿元。可见，局部债务风险仍亟待化解。

傅子恒：对政府等公共部门而言，债务过多会给当下以及未来带来更大的财务负担，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果当前压力过大而无法偿付债务本息，就会严重影响政府声誉、影响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稳定。这种极端情况应当规避。

“去杠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主持人：“去杠杆”的具体路径有哪些？

傅子恒：“去杠杆”最直接的途径是降低负债水平。偿还旧债、减少新债发行，或者进行债转股，将债权转变为股权。对于既有的业务与投资规模，减少资金融入可能会引起震动，这就好比一个人依靠输血维持生命久了，突然停止输血会引起严重不适，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样，如何在“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稳定，需要进行必要合理的谋划。由此，与依靠外部“输血”方式进行扩张相对应，强化自身“造血”机能，依靠内涵方式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是抑制债务风险的最根本的途径，也是保持经济持久活力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与国家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等一系列政策方针部署可谓异曲同工。

匡贤明：从根子上看，“去杠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对投资的依赖。这就要求加快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从短期看，“去杠杆”是一项“拆弹”的技术活，处理得不好很容易引发负面影响。这就要求稳住短期市场，稳住股市、汇市，防止出现风险的连锁传导；对最近出现的人民币贬值的现象要引起高度关注；对股市出现的异常波动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不能误导市场投资者。对一些出现违约的债券，需要尽快处理，既不能不让它们破产出清，加大道德风险，又不能让它们引发连锁反应。对此，要尽快制定相关的处理细则。加快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风险的监测预警，避免监管空白，保障在“去杠杆”过程中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张敬伟：民间金融杠杆风险如何防控？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文章载于：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