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发展环境；而微观主体的发展环境，根本上取决于法治的保障程度。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断稳定化。比如，社会资本产权的制度性承认与保护，是不断强化的。但客观地看，我国目前的营商环境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某些地区营商环境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某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制度预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其结果是，一有某些风吹草动，民营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营商环境能不能得到法治化的保护，企业家的制度预期能不能得到有效的稳定，客观上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我们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不是不注重营商环境的改善，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改善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措施，但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解决的。比如法律层面的问题，下位法无法违反上位法，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举措无法落地的根源。因此，加快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尤其重要。这份意见在法治层面上对市场主体、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退出、信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22项意见。

 

应当说，这份由最高法提出的《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领域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客观上将改善各类企业的制度预期，使各类企业的活力竞相迸发，从而形成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好的举措，需要落实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作用。这份《意见》要落到实处，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还需要出台更为详细的操作细则，提高其操作的可行性。

 

比如，对违反《意见》的行为要明确其违法后果。现实生活中，破坏营商环境的既有微观主体，也不乏某些地方政府。以权代法、以权破法的行为并不是个案，而且往往成为破坏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明确其违法后果，要在法律上可追究。

 

再比如，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加强政府监管，这就需要加快政府自身的转型与改革，构建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的监管体系。要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分离出来，前者负责事前审批，后者负责事中事后监管，避免审批影响监管的独立性，进而影响营商环境。

 

总的看，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营商环境的司法保障体系，极为重要。22项意见的出台，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进一步消除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以此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本文载于《深圳特区报》（201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