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政治局会议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息：明年中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的重大转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指出，目前以回笼过量货币为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非常及时；但要根治中国式通货膨胀，更需要关注背后的体制性因素，需要货币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双向推进。

　　潇湘晨报：货币政策的正式转向有何意义？

　　匡贤明：这表明我国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正在回归常态化，在经济探底风险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投资激励，防止投资的过快增长，进而调整投资消费关系。

　　潇湘晨报：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否平抑物价？

　　匡贤明：货币政策的优点是政策时滞短，见效比较快。因此，无疑有助于稳定物价，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潇湘晨报：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呈现什么走势？年内是否会再次加息？

　　匡贤明：重要的不在于加不加息，而是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社会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十二五”宏观经济形势有可能呈现如下格局：GDP增速回调到8%-9%，CPI可能上涨到4%左右。调整货币政策将为加息等政策拓宽空间，从而使通胀率不至于上涨太快，实现宏观稳定。

　　潇湘晨报：明年的通货膨胀会否更加严重？

　　匡贤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中国，CPI上涨分货币因素和体制等非货币因素。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趋势以及转轨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是推高通货膨胀的非货币因素。由非货币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是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可称之为“中国式通货膨胀”。假设只调整货币政策，不解决非货币因素，那么CPI可能继续上涨。

　　潇湘晨报：能否举例说明这种“中国式通货膨胀”？

　　匡贤明：在CPI统计中，农产品的权重相当高，这意味着农产品价格的中长期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长期的通货膨胀走势。而城市化直接改变了农产品的供求关系：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不断减少而消费农产品的人不断增加，农产品价格无疑上升；另外在体制性因素中，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货币流通渠道不健全。以贷款资源为例，从央行出来的货币与信贷额度，最先进入的是国有部门，是垄断部门；而民营经济还很难平等地获得贷款。在这种分割的市场下，根据全社会商品生产总量安排的货币，往往集中或绝大部分流向国有部门和垄断行业，这些领域很容易就出现通货膨胀，蔓延到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竞争行业。

　　潇湘晨报：如何治理这种通货膨胀？

　　匡贤明：对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压力，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农产品供给增长速度；对于垄断改变货币流通渠道进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解决的办法是加快市场化改革，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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