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5日发表于《南方日报》

    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这就是“三不”风险。全会公报还提出了影响我国经济复苏的几个主要因素,一是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二是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多方面制约；三是刺激经济的短期政策效应将递减,长期政策释放成效还需时间。

　　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无法避开体制因素,从这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复苏的风险,主要在于改革的不到位,在于发展方式不到位。正因为如此,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全面调整,使我国以传统方式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后危机时代这种分享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绿色复苏和低碳经济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当前高碳发展模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尽快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另外,反危机重在扩大消费,构建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目前我国正在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门槛上,能不能顺利跨过这个门槛,对经济复苏乃至后30年经济的平稳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这些,都直接取决于改革的实际进程。

　　应当说,反危机以来我国在一些改革方面有所推进。例如,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等。这些改革对于反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公共服务体制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对于稳定社会预期、稳定消费有明显效果。但客观地说,这些改革还远远不够,一些重要的改革尚未出台。第一,改革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例如,在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第二,在某些领域不仅没有进展,反而有所倒退。例如,在钢铁、民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相当大的阻力,建龙入主通钢,凤宝入主林钢,均以失败告终,而亏损的山钢兼并盈利的日钢,则凸显出民营经济制度性环境尚未得到好转；第三,出台了一些影响扩大内需的改革措施,如“年底双薪将合并计税”、交通通讯补贴计税等政策。这些改革的不到位,直接制约了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启动,由此蕴含着经济“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巨大风险。总体上,改革推进还不能完全适应后危机时代内外环境变化的基本趋势。

　　因此,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是降低直至消除“三不”风险的根本途径。这里所强调的发展方式转变,超越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超越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它更多的是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度量到底有哪些制度制约了发展。从现实情况看,它包括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根主要支柱。我们面临的这场危机,归根结底,与三个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密切相关。因此,要真正实现反危机的预期目标,从体制上消除危机产生的因素,就必须对三个发展方式做全面的革新。第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尤其是要在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趋势,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反危机的社会基础；第三,在政府转型中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反危机中的作用,同时也要防止政府在反危机中的“国进民退”。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才能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才能尽量消除或降低经济复苏中的“三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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