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20日  发表于《南方日报》

   改革的初衷是实现帕累托改进,使在至少没有一个人受损的情况下,其他人的境况有所改善。而帕累托累退,则是至少没有一个人受益,其他人的境况却都有所恶化。过去30年,我国改革在充分调动市场因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有效地推进了帕累托改进,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前不久爆发的通钢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帕累托累退的改革案例。突出表现是,在改革的博弈中,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是职工等,没有赢家。

　　但这场没有赢家的博弈,却是建立在良好的初始意愿和正常的诉求基础上的,很难说谁在企业改革之初就暗藏祸心。通钢改革的战略方向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至少建龙入股通钢以及此次控股通钢,符合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政策,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推进这项改革,调整省内钢铁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地方经济的实力,也属正常。同时,国企改革中工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样正常,工人希望在改革中解决收入低下、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无可非议。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各方正常的利益诉求,却导致了帕累托累退的结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关注一些更为详细的细节外,必须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全局角度思考。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改革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经过30年改革发展,我国总体上进入到发展型阶段,促进人的发展成为改革的基本目标。为此,尊重利益多元化,尊重博弈参与方的利益诉求,成为推进改革的基础。借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我国进入全面的利益博弈时代,不尊重利益诉求的改革,极有可能是没有赢家的改革。回视通钢事件,不仅工人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而且也没有听取原管理层的意见,是典型的行政主导的甚至“强加”的改革。

　　帕累托累退的第二个原因是,强力推进单项改革。新阶段的企业改革,已经不能简单地只推进产权改革,必须把其他改革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作为产权改革的配套。改革进程中,政府与企业、劳方与资方、政府与职工这三重关系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各级政府对政企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不推进产权改革很难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但劳资问题、政工问题不容忽视。

　　工人利益诉求中很大一部分是劳资矛盾,包括收入过低,加班频繁等,这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建设,形成均衡的劳资利益格局；同时,工人利益诉求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责任不到位导致的。例如,工人福利过低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直接相关,这不是哪个企业能够单独解决的；再例如,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是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体制因素。比如工会作用的缺失。这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甚至仍然是禁区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单纯的产权改革实现各方皆大欢喜,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了。

　　帕累托累退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改革决策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新阶段的改革,已经不能用政府决策、企业执行、社会接受的方式推进了。改革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改革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在改革决策过程中,忽视甚至漠视某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不公开决策,不透明决策,不仅使改革决策出错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也加大了事后沟通协调成本。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公开、透明、听证、协调等制度化的博弈变得更为重要。

　　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仍然是决定我国新阶段发展的根本因素,这一点已是共识。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未完,社会体制改革亟需加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大思路。但通钢这场没有赢家的改革,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新阶段有效地避免帕累托累退式的改革”的新课题。这需要在坚持改革基本方向毫不动摇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推进改革的具体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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