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时代周报》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4/02/content_5035860.htm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它在短期内就已连续击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并且对世界实体经济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影响。

　　有效应对危机成为各方面密切关注的议题，但如果没有对危机清醒的认识，不能对症下药，抓住问题核心，匆忙中推出的反危机政策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我们面临的这场危机，既有全球经济秩序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有自身体制的内部矛盾。从长的历史时段看，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到发展型社会。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带来了包括消费模式变化在内的经济社会变化，这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要求更为迫切，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我们这一转变严重滞后，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与国内发展周期性下行趋势叠加的特定背景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固有矛盾全面凸显。

　　因此，从本质上说，我们的问题和美国不同。我们面临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产能过剩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在10年前就出现过，但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背后的因素，没有很好地消除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体制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些体制因素，防止这些影响增长模式转型基因的不断突变，那么，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很难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生产过剩的危机必然周期性地爆发。

　　体制基因中突变最快的就是垄断。反垄断喊了许多年，但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在反危机新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首先，资源价格问题与垄断行业改革密切相关。许多重要的资源，实际上是被垄断企业所控制。不打破垄断，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难以实现。

　　其次，防止国进民退，加大社会投资与垄断行业改革密切相关。全面破除约束民营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投资热情。

　　再次，宏观稳定与垄断行业也有密切关系。以财政为例，垄断行业在占有公共资源的同时，没有向国家缴纳租金，长年不向财政分红，不仅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结构，而且是形成投资冲动的根源，直接导致宏观不稳定。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规范的“收租、分红”机制。

　　最后，提高政府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垄断行业改革。保增长与保就业是反危机的两大目标。除开保增长，保就业的关键在于创造就业岗位。农村就业岗位的趋势是在减少，第二产业的资本深化趋势难以避免，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的重点领域。但当前包括金融在内的垄断经营，使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从当前的情况看，打破垄断要具有法律的武器，也有发展的压力。重点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要防止产业振兴中的“国进民退”。在扩大内需中，既要采取措施防止投资效率的低下，更需要自觉地防止“国进民退”倾向，即借着扩大投资之际，不仅没有推进体制改革，反而使原有的体制进一步固化。从实践看，某些政府部门习惯以“加强宏观调控”、“防止重复建设”为名，帮助和扶持国有企业，有的甚至为国企清理竞争对手。政府总是在保护国企与维护公平竞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中纠缠不清，市场也因此无法实现公平竞争。

　　第二，在重点行业实现反垄断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尤其是加快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实现用投资买新体制的话，扩大内需投向铁路的2万亿投资，将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第三，打破“玻璃门”，为扩大民营经济投资创造条件。尽管公布“非公”36条已有多年，但实践中民营经济在垄断行业准入上仍遇到大量“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的“玻璃门”，这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当前应对危机重在尽快出台“实招”，以有效打破投资“玻璃门”。

　　第四，把打破行政垄断作为反垄断的重点。当前大部分垄断并不是由于市场因素造成的，而是在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作用下形成的。要打破行政垄断，必须加快体制改革，把政企合一的体制改革为政企分离的体制，割裂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消除不合理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特权。

　　目前反危机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积极的政策调整中忽视改革的深化，甚至出现体制倒退。如果这样，我们在未来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推进以反垄断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是需要远见的。基于当前利益关系的复杂，推进这场改革也是需要魄力、勇气和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