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南巡，是中国30余年改革史上的里程碑和转折点。由南巡讲话带来的改革，直接奠定了我们当前的大格局，并且还将影响未来。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南巡的历史地位，都不为过。但我们纪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不是怀念当时推进改革的方式，而是纪念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变化了的发展阶段出发，谋划改革的新突破，改革的新方式。也就是说，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但改革方式需要调整。对改革的前景，既不容乐观，但也无须悲观。关键要有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改革顶层设计。---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宏观经济所所长

　　搜狐财经：小平南巡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史上的一件转折性大事。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的实质是什么？

　　匡贤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南巡。我个人更愿意从发展阶段的角度、从社会需求变化的角度解读南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按年人均收入100元的标准，当时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30%，2.5亿农村居民在贫困线上。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其途径就是打破要素配置的计划管制。应当说，市场导向的改革很快就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全社会体会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好处。但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1991年底，按年人均收入304元的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还有10.4%。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但由于特殊情况，中国改革在90年代陷入了停顿状态。这个停顿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对市场化改革还有很大的需求。南巡讲话恰恰适应这个社会需求，适应了全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重新启动并且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南巡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因此，从社会需求角度看，南巡的实质是，小平同志准确判断了社会发展经济的需求。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明之处。

　　搜狐财经：二十年来，借助小平南巡讲话带来的强大改革动力，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您怎么看这二十年的改革成效？

　　匡贤明：的确过去20年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首先带来的是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其次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尽管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享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化红利。第三是融入了全球化，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

　　但我个人认为，过去20年改革最大的成就是使中国发展阶段发生历史性跨越，由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即首先满足人自身的生存需要；进入发展型阶段，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更具体地说，社会公共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公共需求结构升级。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意味着居民食物支出比例大幅度降低，而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第二，由私人产品需求到公共产品需求的公共需求结构升级。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增长。1990～2009年，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从13.1%快速提高到25.7%。第三，利益表达与诉求的公共需求全面上升。

　　这个变化，既是改革带来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给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改革面临的很多矛盾与问题，都要从这个历史阶段变化的角度来看。

　　搜狐财经：过去二十年改革带来的历史贡献给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能否更具体的谈谈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匡贤明：人的需求变了，对改革的要求也不同了。30年前改革的要求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人们对改革的要求，主要不再是解决温饱了，而是要满足发展型新阶段新的需求。例如，第一，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甘肃正宁校车交通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于它暴露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问题。医改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突出。第二，要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过去的改革是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的改革则要构建共同富裕的体制，不能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对过大的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不容乐观。第三，要有利益表达的途径。现在不让人说话的难度越来越大，与其如此，不如尽快构建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事，做得好是他的本职；做不好要批评。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收入和支出要公开，不能成黑箱。

　　但客观地说，改革在相当多的方面没有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改革供给还不能满足社会的改革需求。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很多专家谈改革共识的破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没有让大多数人受益，有的群体在某些改革中。既然改革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人们为什么要推进改革？为什么要欢迎改革？回到小平同志20年前，人们清楚地知道市场化改革可以带来好处，可以释放活力，才对改革有期盼。

　　搜狐财经：现在有学者认为，当前推进改革阻力很大，尤其是利益集团的掣肘，要改革很难，您怎么看？

　　匡贤明：这几年，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有所亮点，但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难破。所以我认为，改革确实面临强大的阻力。但这个阻力来源是什么，可以做一个细分。

　　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很多人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客观上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要逐步习惯有利益集团的改革。事实上，中国未来社会中，利益集团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利益集团公开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会越来越多。

　　因此，我更愿意把改革面临的阻力归结到改革本身。也就是改革方式问题。大家知道，阻力最小的的改革是帕累托累进的改革，我们现在的一些改革措施，还不能做到帕累托累进，那么利益受损者自然反对改革。反垄断损害到垄断行业利益，收入分配调节损害到某些高收入者利益，财产公开损害到官员利益。不是说这些改革不重要，相当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理性地寻找改革的方法，寻找帕累托累进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进程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赎买等，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方案。

　　搜狐财经：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再一次南巡”，您认为需要吗？

　　匡贤明：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南巡之所以能打开改革停顿的局面，既有他个人的威望，但更有社会需求作为基础。小平同志适应了这个历史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凭借个人威望打破了改革困境。

　　在这种格局下，希望再用小平同志南巡这种方式推进改革，既不现实，也很难起作用。不现实是因为没有人具有小平同志的那种威望；很难起作用是利益多元化后，原来行之有效的改革方式很难满足社会需求。刚才说的，利益多元化下，重要的是找到社会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制定帕累托累进式的改革方案，降低改革阻力。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适应新阶段社会需求的变化，减少改革阻力，推进改革进程。

　　因此，纪念南巡20周年，重要的是继承小平同志坚持改革的基本政治决策，而不是用他推进改革的方式来推进现在的改革。

　　搜狐财经：未来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匡贤明：未来5-10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从中国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改革至少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以消费主导为主线的经济转型，二是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社会转型，三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三方面缺一不可，但三方面改革的进展不一。相对来说，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还面临相当多的艰巨任务，但在三个转型中总体上进展较快；社会体制改革，这些年进展比较快，尤其是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方面。现在最大的短腿是政府转型，也就是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从现实情况看，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要进一步突破，都取决于政府改革的突破。例如，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扭转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在这方面，不仅要把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用，更要把市场作为一个制度。

　　因此，未来几年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瞄准政府转型这个关键点。而在具体实践中则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要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中心，不断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结构、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形成公共治理新格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新突破。以此既为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拓展空间，也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争取时间。

　　搜狐财经：对未来的改革突破，你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匡贤明：一方面，谈不上乐观。我很担心这几年改革困境继续持续下去，陷入“改革陷阱”中。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陷入困境中难以取得有效突破，由此难以根除旧有体制积累的弊端，难以预防转轨进程中产生的新弊端。进一步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主要是“改革陷入困境”的陷阱，或者叫“转型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对改革持悲观态度也大可不必。从历史上看，当前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比20年前要好得多；改革阻力不是意识形态争端而是利益问题。只要是利益，就可以谈，可以赎买。许小年教授提出的用赦免和赎买打破国企垄断，就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方案。此外，我非常看重地方政府的改革试点。与过去“试点－推广”式的地方改革不同，现在地方改革试点更多的是“试点－竞争”。只要有竞争，对同一个问题不同地方就会探索有效的方法。这可能使一些看上去无解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因此，客观判断社会需求变化趋势，理性分析改革面临的阻力和问题，提出有效推进改革的方案。这是改革研究者的本职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乐观和悲观。（采访整理/孟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