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过大的经济波动，无疑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一点，社会各方面均有高度共识。

　　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转型大国，如何把宏观经济稳定和改革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更是各方面高度关注的问题。

　　稳增长不能等同于扩投资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增速已连续6个季度回落，2012年二季度GDP增长仅为7.6%，是反危机以来的一个次低点。这轮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增速下调，这是2010-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主要问题在于增速下降过快。为此，中央果断提出了“稳增长”的政策目标。

　　但不能不同时看到，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到地方层面，往往演化为“扩投资”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稳增长等同于扩投资。最近一些地方政府的大手笔投资，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例如，湖南长沙公布195个项目刺激经济，总投资8292亿元，西安拟再建设9条地铁线，贵州出台3万亿元的旅游投资计划。

　　应当说，扩大投资规模，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增长，是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在当前制度安排下，缺乏货币工具，投资在调控地方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就更大。2008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上项目、上投资，也是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但从现实情况看，很有可能出现“重投资轻消费”、“重增长轻转型”的倾向，也就是说，在当前地方政府调控地方经济周期的时候，过多甚至基本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张，而忽视了地方消费的释放；过于甚至基本上把注意力放在投资总量上，而忽视了投资结构的调整。

　　客观地说，如果地方政府潜在的“重投资轻消费”、“重增长轻转型”的倾向不尽快改变，不仅全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难以实现，体制创新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消费是内生动力

　　毫无疑问，短时期内依靠投资，可以迅速稳定宏观经济。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中长期的隐患。当前我国投资消费失衡严重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突出挑战。

　　投资的过快上涨，一方面使消费率持续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投资率持续上升，到2011年已达49.2%，超过消费率48.2%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另一方面，投资边际效率将明显递减：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3.17元GDP，到2010年只能产生1.44元GDP，10余年里投资产出率下降了近一半。

　　因此，宏观经济稳定的出路，不在于加大投资力度，而在于尽快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与投资不同，消费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其波动远比投资要小。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巨大的消费潜力难以释放。

　　我们初步估算，到2020年，城乡消费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如果这个消费潜力能够释放出来，有很大可能拉动经济7%~8%的增长。从各地区看，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要投资扩张更要投资转型

　　但从现实情况看，客观地说，要地方政府短期内（1-2个季度）承担起拉动消费的重任，恐怕还不现实。第一，消费是慢变量，这是优势也是劣势；第二，更重要的是，扩大消费涉及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等，这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兼顾“稳增长”和“促转型”，恰恰相反，地方政府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有效地兼顾“稳增长”和“促转型”。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仍然可以把“扩投资”作为短期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关键在于改变以“铁公基”为重点领域的投资结构。事实上，当前我国有大量的社会投资尚未得到满足，投资空间仍然巨大。

　　仅在社会领域，中央刚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全社会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还相当大。而这几年，尽管各级政府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公共性投资有所加大，但尚不到位。例如，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文化产业增加值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实现倍增， 很多省都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在这方面有很多投资空间。

　　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可取得“一箭三雕”的效果：第一，投资规模大，短期可实现稳增长的基本目标；第二，这些是新领域投资，产能过剩的可能性不大；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是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投资，中长期有助于释放消费，使消费逐步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由此看来，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并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把“稳增长”与“促转型”有机结合起来，“一箭三雕”。简言之，扩大投资总量重要，但调整投资结构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