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专栏 http://opinion.hexun.com/2012-10-10/146592463.html

这几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走势，一方面表明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的压力在加大；而推进新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大干快上，又直接面临资金压力。另一方面，更反映了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有可能发生变化，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过去30余年，我国取得了GDP年均9.9%和人均GDP年均8.8%的增长成绩，其重要根源在于低成本的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不断降低的制度成本。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低成本优势在不断释放。这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条件。第二，低成本优势的发挥，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对外开放，通过参与国际市场使成本优势凸显出来；二是对内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变革降低制度成本。客观地说，改革开放，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了制度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确定性。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不确定性的时代。美国次贷危机由金融市场的急性病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慢性病，而且正在变成“富贵病”——需要依赖越来越货币刺激；而欧债危机，则从福利的慢性病变成了债务的急性病。无论是哪种病，欧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都在大大提高。这几个月我国进出口波动加大，和这个背景直接相关。从未来情况看，国际市场重新回归稳定增长的区间，恐怕还需要较长时日。从国内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需求结构正在变化之中，依据传统需求结构决策的投资错配可能性在加大；另一方面，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客观地说是在提高。回顾200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变化之频、幅度之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进入不确定性加大的新增长阶段，预示着在现在基本面情况下经济很难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这里要打破一个误区，包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个误区的要害在于，忽视了我国经济增长基本面的变化，更忽视了经济增长进程中不确定性加大的现实。坦率地说，如果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投资能否有效持续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讨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到底能达到什么水平，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来对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从我国的经验看，尽管不确定性在加大，尽管低成本优势在逐步消失，但体制机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制度成本下降的空间还很大，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空间还很大。因此，对冲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关键，在于改革的确定性。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对未来形成明确的制度预期。核心是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减少直至消除增长主义倾向明显的各级政府对市场适当的微观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本位。例如，真要有效扩大投资，必须通过破冰垄断行业改革，以稳定社会资本预期，吸引社会资本的扩大投资。

　　正是因为现有条件下经济增长动力的逐步衰竭，更加紧迫地提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需求，更加紧迫地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要求。因此，当前稳增长的关键，主要不在于扩大多少投资，而在于“稳预期”，尤其是“稳制度预期”。为此，第一，需要制定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倒逼改革进程。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电力体制改革等，，本年内必须出台。第二，更重要的是，尽快把改革职能从目前的司级层面提升出来，成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确保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应当说，只要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只要发展方式转变尽快到位，对冲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依托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未来5-10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8%左右，仍然是一个大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