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国社科院1月7日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而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表现为警民、医患、民商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间的不信任。社会总体信任指标为何会降至如斯之低？如何提高公民信任度？这是本期“思与辨”所要探讨的。

■ 主持人：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见习记者）

■ 嘉 宾

谢志岿（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欧阳光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改革滞后是社会信任指标下降的根源

主持人：公众情绪折射时代弊病，社会总体信任指标为何会降低？

谢志岿：诚信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意义重大，但是当前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表明了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状况的严峻性和社会诚信建设的艰巨性。不论上述数据是否完全准确，但是诚信状况不尽如人意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信任危机需要分析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法律道德建设滞后，经济、社会、政治（行政）领域违反诚信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整治，是导致社会诚信出现问题的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讲，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社会道德能够及时反映并调适这些变化，则会形成与新的经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否则，则会出现道德滑坡。

匡贤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轨，制度处于大变化、大转型时代。相当多的体制不完善，制度性摩擦加剧。从现实情况看，改革难以突破，一些新的制度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是社会信任度下降的根源。据CNTV的调查，在问到社会信任度低的原因时，34.27%的参与调查者选择了“社会不公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完善凸显弱势群体”；选择“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信息公开不到位，造成误解和阻隔”的达27.18%。两项相加超过60%。

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都与改革严重滞后相关。第一，收入分配改革，8年未出台，分配不公，分配差距过大，灰色黑色收入难以控制，很难使城乡居民对社会产生足够的信任感。第二，信息公开不到位，降低了社会信任度。例如，官员财产公开长期没有实质性突破，社会对官员的信任，很有可能是最低的。第三，改革滞后，尤其是政府自身转型与改革滞后。

欧阳光明：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应当说是时下社会弊病的长期积累在公众情绪上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替代。当传统的人际信任关系被打破，而新的制度信任尚在建立之中，频发的公共事件，成了多数公民“伤不起”的社会诚信感受。高居不下的房价、让人心惊胆战的“有害”食品及“无证生产”的药品制造、“无规矩可言”的旅游和“地沟油时现”的餐饮……无不凸显出社会“诚信成本倒挂”之怪象。

社会信任若继续下降，则社会共识难形成

主持人：如果任由不信任感发展下去，这个社会会怎样？

匡贤明：社会不信任情绪继续下去，不仅对社会进步是一个负面影响，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掣肘。社会不信任度每提高一点，意味着达成信任就需要更多的额外支出，由此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

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政策性风险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政府仅仅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就能使社会新增投资的概率提高30%以上。所谓的政策的可预见性，实质就是制度的稳定性；制度越稳定，社会信任度越高，增长就越有动力。福山在其著作《信任》中明确提出，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及其范围对经济组织形态、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效率乃至国家竞争力有重大的意义，低信任度加大了委托——代理的复杂程度，为了堵住各种可能的风险，不得不将契约弄得很复杂。

社会不信任程度提高，使社会共识很难形成，也加大了改革的难度。民众之间、民众与社会之间如果存在广泛的不信任，基本上不可能就一件事情达成共识，也很难推进相应的变革，由此陷入“不信任-难改革-更不信任-更难改革”的恶性循环中。

欧阳光明：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社会阶层间、不同群体间内耗和冲突的不断加大，并成为许多社会性群体事件的培养基，势必引发越来越多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警民对立”、“医患对立”乃至“城乡对立”事件，那时和谐社会将无从构建，甚至最终影响政权的稳固。没有“诚信”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谢志岿：如果社会信任继续降低，恶劣后果是不难想见的。因为诚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文化心理基石。它既是经济效益的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在一个诚信的社会里，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讲究诚信，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改革突破是使公民信任指标提升的关键

主持人：如何重建公民信任感，使社会总体信任指标上升？

匡贤明：要重建社会信任，提高社会信任度，关键在于制度变迁要适应社会需求与社会预期。这就要求改革不能有倒退，不能让社会感觉到要退回到传统体制中，改革要有大的进展，要在一些关键的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推进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的政府转型。要建立起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基本条件是政府要公开透明，包括财政预决算要公开透明，纳税人交的钱怎么用、用的效果如何，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说明。连人大代表都没办法看懂的财政预决算，长此以往，不可能真正获得社会的信任。

第二，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要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反垄断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两项。这既涉及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更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构建。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得到制度保障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信任。社会领域的改革也要加快推进，包括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的体制机制构建。

第三，推进社会启蒙。这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社会启蒙的核心是打造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通过启蒙运动，扩大社会公约数，形成社会信任的坚实基础。

欧阳光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高度关注，多数人失去信心，是诚信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必然反映。没有“诚信”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紧要的还是首先要着力解决“诚信成本倒挂”的问题，切实从思想道德、法律规制和资金信用等方面，让失信者，无论是机构、团体还是个人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然，怎样才能真正、有效解决“诚信成本倒挂”问题，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有待全社会的共同不懈努力去解决。

谢志岿：社会诚信包括各个方面，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公共部门的诚信居于中枢地位，因为公共部门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组成部分，同时，公共部门是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诚信的提供者和保障者。

中央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工作时，明确将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作为过去工作的不足和问题之一，并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全方位加强诚信建设，有针对性地消除影响社会诚信的各种因素，形成一个讲信修睦、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为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奠定坚实文化和社会心理基础。

深圳特区报访谈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01/22/content_23582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