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23/n364413791.shtml

每到春运，火车票难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焦点，也让铁道部赚足了口水。但客观地说，春运难，不过是不合理的体制下结出来的一个果，这个果周期性地刺激着这个不合理的体制。如果不客观认识到春运难的体制根源，仅在一些技术细节上做文章，恐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月21日，在搜狐微博上与网友做了一个小时的微访谈互动。结合网友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梳理和系统化，形成了以下六个问题。

火车票难的根源是什么？

如果一件商品出现短缺，在市场上买不到或者买到要付出排队等代价，肯定是供求关系太紧张。包括火车票也是一样。具体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需求太多，也就是需要火车票的人多。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原因，更由于流动人口庞大的返乡需求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释放，春运期间火车票的需求明显增加。严格来说，春运难，并不是根源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是根源于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去我国人口规模一样庞大，但在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所谓春运难的问题。因此，从需求角度说，春运难的根源在于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规模。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2008-2011年，农民工总量从2.25亿增长到2.53亿；其中外出农民工从1.4亿增长到1.58亿；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比例徘徊在20%左右。这意味着，离开家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是在增加的，从1.12亿增长到1.26亿。这部分人，是有限春运时期火车票的刚需者。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短时期内运力是很难有效增加的。也就是说，供给基本上是固定的。我们从每年铁路的运输能力来看，2008年铁路营业里程为7.97万公里，到2011年增长到9.32万公里。在严重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个增长相对需求来说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即便考虑增加临客等措施，在短时期内也很难有效大幅提高运力。

因此，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且返乡需求短期内集中释放，加上运力很难有效提高，使得火车票成为一大难题，春运成为一大难题。

火车票涨价能解决春运难的问题吗？

有一定效果，但不可能根除。解决火车票难的问题，无非两个途径。一是降低需求，二是增加供给。而由于投资自身的规律以及铁路投资体制的制约，供给在短时期内恐怕很难有效增加。那么，调控需求就成为根本的解决途径了。调控需求也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火车票价格，通过价格规律降低流动人口的返乡需求。这种方法无疑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如网友说的，火车票涨到5000元一张，那会有买票难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农民工都买不起这个价位的票。但火车票涨价，包括所谓站票涨价，都只是通过高价格抑制流动人口的返乡团聚需求，并没有满足这个需求。从消费公平角度看，城里人能够一家团聚地过年，而农民工受制于价格不合理而无法团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是从短期看，从长期看，一个人离开家庭时间越长，团聚的欲望（返乡的需求）就会越强烈。放到3-5年内看，恐怕提高价格抑制需求的效果是要下降的。因此，火车票涨价，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火车票涨价相比，甚至通过错峰休假制度均衡需求都要好得多。但后者需要中国真正建立起带薪休假制度，而且要覆盖到广大农民工身上。

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工的返乡需求？

农民工返乡不是目的，与家人团聚才是目的。因此，换个角度，如果农民工和他的家庭能够在城里真正呆下来，能够融入到城市中，成为城市的一员，那么，他们下班就团聚了，没必要候鸟式春运期间回去。因此，满足农民工的团聚需求，根本出处在于改变当前的城镇化模式，让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样，即便有返乡需求，但无疑会小得多。假设1.26亿离家农民工，有50%的人实现了城里团聚，他们由此取消返乡需求，那么春运需求将减少0.63亿，占2012年春运铁路发送旅客量2.21人次的28.5%。也就是说，这将减少近30%的需求。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让他们觉得在哪过年都一样。换个角度，如果农民工长期无法融入城市，他们的返乡需求将周而复始集中释放，春运压力将年复一年的存在。

我们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是否成熟？

从过去几年我们做过的几份问卷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早已成熟，再不推进将造成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春运压力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而且我们也建议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新阶段选择改革突破口，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之所在；第二，能够通过这项改革带动其他领域改革，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第三，相对其他利益存量调整的改革，这项改革增量调整的空间比较大，容易得到多数人支持，形成改革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一，农民工的问题目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搜狐举办的公益活动“请农民工吃顿饭”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一些社会名流积极参与，根源就在于看到农民工尚未市民化带来权利不公以及有可能出现的社会断层，希望通过吃顿饭的形式来促进社会融合。

第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远不止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这一项内容，还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民权利保护等一系列改革。也就是说，确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将倒逼一系列的改革。

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城镇居民利益受损。恰恰相反，农民市民化带来市场的扩大、社会断层风险的缩小，使得城镇居民也将分享增量收益。与其他一些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相比，依托增量收益，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当前一些地区，包括广东正在试点的积分入户制度，已经在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如何有效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是改变传统城镇化的模式，走人城镇化的道路。今天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是过去30余年城镇化模式的结果。这种城镇化，尽管放开了人口流动，但没有放开人口准入，户籍、公共服务等制度仍然制约着进城务工人员，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一辈子，老了却不得不返回农村。因此，在统计上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名义城镇化率与实际城镇化率相差15个百分点，1.6亿进城务工人员被统计到城镇化中，但却不能完全享受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了包括春运压力在内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未来5-10年，我国城镇化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由此将带来巨大的城镇化红利。但如果当前城镇化模式不改变，仍然还走要地不要人的道路，恐怕城镇化会成为一种负利。因此，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

怎么才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90后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了，这个问题再不解决矛盾会越来越大；千万不能拖等到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还顶着“农民工”的帽子。因此，春运压力越来越大，不过是从一个小小的方面提出了个问题的紧迫性。十八大也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明确提出“未来3-5年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

一是2～3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 “十二五”剩下几年全面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成熟，且有望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二是5年左右，初步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基本格局。初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重点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三是8年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新格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基本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55%，逐步接近60%的名义城镇化率。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可以比较自信地说，未来3年春运压力将有明显缓解，未来5-8年春运压力将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农民工成为历史”，“春运”这个过渡体制下的特殊现象也有希望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