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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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过，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对我国新阶段的发展来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放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推进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也不是全面开花式的城镇化，重点是在符合城镇化发展条件和规律的地方，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大都集中在胡焕庸线和东海岸线之间，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长株潭、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距离东海岸线最远的城市群，恐怕只有成渝城市群。

　　从这个角度看，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使之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不仅具有地理上的战略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战略意义。

　　第一，新阶段中西部城镇化面临重要历史机遇。过去30余年，我国城镇化的一个明显不匹配的地方是，沿海和内陆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城镇化速度并不一致，甚至差距显著。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为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47.0%和43.0%，中西部省份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上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总量上，在人均占有基础设施水平上同样明显。差距意味着潜力。从近些年的增长趋势看，中西部城镇化速度呈现加快趋势，东部地区增幅明显放缓。

　　未来一段时间，在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加快培育发展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正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重点区域。过去几年成都、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各方面的体制机制上做了有效的探索，有助于成渝城市群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

　　第二，关键是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成渝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一个过程。所以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本质。释放城镇化红利，需要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

　　以重庆市的个案观察，2011年重庆常住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5%、38%，两者相差17个百分点；按照重庆的城镇化规划，2020年两者分别达65%、50%，两者之差略微缩小至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及其配套政策的转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将远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第三，以经济规律引导成渝城市群建设。我国过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教训是，行政主导城市化色彩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的作用。新阶段推进城市群建设，重要的原则是鼓励包括成渝在内的城市群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规划，实现城市群快速发展和功能互补；打破省际、地区之间的壁垒，促进以区域功能规划为主的城市带的发展。

　　由此，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一个重要探索就是把城市群建立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比如，第一，城镇化就是要形成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才能和城镇化需求的产业基础相适应。成渝城市群在这方面需要先行推进。第二，城镇化的一种生活状态，有质量的城镇化要建立在人的自我发展基础上，为此对社会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成渝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某些方面在全国比较突出，需要系统总结，进一步推进。第三，城镇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就对公共治理提出了现实需求。推进城市化，要按社会发展的规律，加快各类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发展，为公民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第四，围绕成渝城市群婻，加快推进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相应的制度性变革。

　　对成渝城市群来说，争取国家支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先行先试，率先探索，真正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例如，能不能在成渝这个大城市群中率先放开户籍，实现户籍制度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推进的突破？能不能在现有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形成全国可参考借鉴的经验？能不能率先改革现行行政体制，建立适应城市群发展的行政体制？能不能率先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市政债、房产税、融资工具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此外，人口政策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都可以在成渝率先试点，以此做大成渝城市群，同时为全国提供先行经验。

　　发展的红利，根源于体制创新。城镇化以及城市群建设，是体制创新的一个平台。抓住历史机遇，按着人口城镇化的要求，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着力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是推进城镇化可以考虑的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