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直以“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著称的中国，如今人口结构发生新变化。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此情势下，怎样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本期“思与辨”所要讨论的。

　　■ 主持人： 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见习记者）

　　■嘉 宾：

　　董晓远（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消失是迟早的事

　　主持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是中国享受多年的人口红利是否会受到影响，各位如何看待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

　　董晓远：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这使得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减缓。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出现由正到负的“拐点”。但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就首次出现了下降，这预示着未来几十年中国劳动人口下降速度也将快于预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制度。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会引起经济增长减速。因此，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增长方程式，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增长的弹性大约在0.4到0.7之间。即劳动力供给每下降1个百分点，GDP增速将降低0.4到0.7个百分点。

　　和静钧：我们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庞大人口红利，满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巨大胃口，并维持了中国企业以劳动成本为核心的市场竞争力。统计局近期数据表明，2012年劳动力人口形成了绝对人口数及所占比的“双下降”，我们可以认定2012年就是人口红利拐点年。当然，人口红利拐点，并不等于人口红利消失，我们要加以干预，不使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匡贤明：早在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时，就有专家提出我国人口红利有可能递减，刘易斯拐点正在逼近。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过去几年趋势的一个继续，并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要求分享更多的成果。以往建立在生存工资基础上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持续下去。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的消失是迟早的事。纵观各国发展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经济持续发展30年后，劳动力工资还能够被压在低水平上。

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

　　主持人：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

　　董晓远：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1962-1982年间，美国经济学家对10多个发达国家的分析发现，科技进步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同期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31%。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也类似）直到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是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来实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1.3%。在实现工业化、经济起飞之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上升到了60.3%。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最形象、最直观的就是“机器人”了。哈尔滨出现了第一家全部由机器人服务的餐馆。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带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在此情况下，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否仍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都会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匡贤明：对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要从两个角度看。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给企业带来影响，但影响不足以使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恐怕并不妥当。第二，低成本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红利，这就是消费潜力将逐步释放，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这个消费潜力的红利，至少可以部分地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当然具体量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展开。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年福特公司给员工涨薪水的事——明显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员工报酬带来了福特汽车销量的明显提升。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朝鲜与韩国的对比，朝鲜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韩国，但发展水平却远落后于韩国。如果不看到这个趋势，一味地强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老龄化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

加大对教育与人才资本的投资

　　主持人：今后的经济社会要继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应对劳动人口减少所带来的影响？

　　董晓远：中国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与服务业，也能够较大程度地弥补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只要消除农民工在城里受到的各种歧视，劳动力从农业流动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数就会相应增加，从而不仅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这会大大缓解劳动人口减少的不利影响。

　　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经济组织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朝韩与东西德经济发展的对比，都生动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在制度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之后，人口的规模与效率才值得关注。在当前，深化改革或者说重启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应当是更为关键与紧迫的问题。

　　和静钧：目前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拐点，仍然为我们继续享用人口红利还能争取时间，但前提必然是作出及时的调整。从中长期的人口发展规律上看，中国目前长期保持的世界最低水平生育率，应该到了微度或中小幅度调整的时候，放开二胎。人口红利构成中基本一个要素是生产率，只要加大对教育与人才资本的投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值的下降，也可避免人口红利的下降。其次，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抢占未来创新产业的制高点，那么，中国即便形式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枯竭，但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却不受影响。

　　匡贤明：未来我国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尽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源结构的提升、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例如，在资源配置上，有研究表明，2010年国有企业样本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67%、1.75%，而民营企业样本分别是6.05%和3.6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营企业。如果在打破垄断上取得重大突破，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民营经济，配置效率将得到明显优化。这意味着，即便没有新增投入，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改革释放出来的发展活力，恐怕要远远高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

　　把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归因于某些要素的低成本，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说不通。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体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附：

理性看待人口红利的衰退

匡贤明

对中国过去发展成就的根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过去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的优势；而有学者则认为，过去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于体制改革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由此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动力。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人口红利递减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1. 人口红利的下降是必然趋势

早在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时，就有专家提出我国人口红利有可能递减，刘易斯拐点正在逼近。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过去几年趋势的一个继续，并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

人口红利下降的客观趋势是，我国正进入老龄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预测是，2011～2015年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年均增加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年均提高0.54个百分点，到2030年老年人口规模将翻一番。因此，人口红利的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2．不要过度解读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影响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要求分享更多的成果。以往建立在生存工资基础上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持续下去。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的消失是迟早的事。纵观各国发展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经济持续发展30年后，劳动力工资还能够被压在低水平上。

而对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要从两个角度看。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企业带来影响，但影响不足以使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恐怕并不妥当。真要说影响，恐怕在于老龄化趋势将使储蓄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由此使可供投资的资金规模受到影响。第二，低成本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红利，这就是消费潜力将逐步释放，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这个消费潜力的红利，至少可以部分地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当然具体量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展开。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年福特公司给员工涨薪水的事——明显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员工报酬带来了福特汽车销量的明显提升。再一个典型案例是朝鲜与韩国的对比，朝鲜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韩国，但发展水平却远落后于韩国。如果不看到这个趋势，一味地强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老龄化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

3.在改革中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比控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重要

一个社会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下降的速度。过去30年，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交易成本明显下降。最简单的衡量方式是各地政府服务投资的效率明显提高。未来我国发展的前景，同样取决于交易成本的下降，而这又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深化。

例如，在资源配置上，有研究表明，2010年国有企业样本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67%、1.75%，而民营企业样本分别是6.05%和3.6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营企业。如果在打破垄断上取得重大突破，引入竞争机制，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民营经济，配置效率将得到明显优化。这意味着，即便没有新增投入，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茅于轼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通过消除利率双轨制把储蓄存款使用效率提高3个百分点，按2011年经济总量测算，GDP可以增加2个百分点。这些改革释放出来的发展活力，恐怕要远远高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把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归因于某些要素的低成本，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说不通。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体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在这方面，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Robinson 的专著《why nations fail》中提供了不少极富对比性的案例，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