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三次保障性住房的审计报告显示，当前的保障性住房还有比较大的制度不完善，距离保障性偏离的设计目标有一定距离。

从本月10号公布的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看，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五大方面：一是保障性住房的专项资金被挪用；二是保障性住房的专用土地被违规用于非保障性住房等商业开发；三是保障性住房建成后被违规出售或挪作他用；四是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不健全；五是不具备资格的人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

事实上，审计署前几年公布的两份关于保障性住房的审计报告，也发现发这些共性问题。这表明，保障性住房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制度漏洞。要使保障性住房达到预期的制度目标，不仅需要加强审计，更需要对整个制度进行大的改革。而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关系要理顺，要改革：

一是摆正好政府与市场在保障性住房供给中的角色。府是要承担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责任，但是不是意味着政府直接出资建设？恐怕未必。当前审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与政府直接出资有关：政府出资建设，减少了相关的土地税费，减少了政府收取的开发环节的费用，使得保障性住房开发成本明显低于商品房开发成本。

这是不少商品房开发项目力图打着保障性住房开发、不少保障性住房力图转为商品房的重要原因。保障性住房的开发主体应该是市场化的企业，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作用，需要更多体现在财税政策上。

二是平衡好补需方与补供方的关系。和所有的公共服务供给一样，保障性住房也存在一个补需求与补供方的均衡问题。当前保障性住房更多地侧重在供给端，尽管有些地方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住房的租金补贴，但这并没有成为主流。更多地补砖头而不是补人头，事实上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不公平程度。财力充足的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而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则往往捉襟见肘，不少地方政府就把各种各样的福利房（如提供给公务员的福利房）计算成保障性住房，形成了比较严重的保障性住房被挪作他用的格局。

从国际上看，大都经历了从补供方向补需方的转变。例如，美国对于低收入者最初是政府自建廉租公寓；20世纪70年代后，公共住房建设逐年减少，转为对个人的货币补贴。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对建筑企业进行补贴，增加住房供应，并控制租金水平；20世纪60年代，租金管制取消后，实行对困难户的直接租金补贴。

三是尽快完善补需求的制度安排。由于对补需方缺乏足够重视，需方就形成了巨大的漏洞。例如，缺乏基础数据，使得符合条件的需求者难以有效甄别，不符合条件者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情况比较普遍。再例如，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不健全，使得保障性住房成为一次性的福利制度。保障性住房的更换率严重不足。

应当说，审计署审计反映出来的问题，都是这些制度安排不完善的表现。更好地发挥保障性住房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改革保障性住房制度，尤其是加大需方的相关制度设计，加强对供给的监管，以真正实现保障性住房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制度目标。否则，明年审计报告反映出来的问题，“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