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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近年来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从国际经验看，不少国家在顺利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发展长期停滞在同一水平，长期难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不少专家学者担心，中国在高速增长35年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这两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梯性下降，加大了这一担忧。

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是决策层第一次正面回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从社会角度看，这也是决策层对学术界与社会关注问题的一次正面回应。更值得关注提，习近平在谈中等收入陷阱时，突出强调了改革开放的作用。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统计上的结果，从其微观逻辑看，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然而，四分之三的国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则反映了人们对增长规律认识的缺失。这个规律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增长动力。在特定阶段发挥作用的增长动力，在下一个阶段就可能就很难拉动经济增长，甚至成为增长的阻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发展阶段变化后能否有效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过去35年，对增长起到强大动力作用的，主要是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低要素成本红利，这些红利共同支撑了投资的高速增长，形成了有效的投资主导的增长。但是，进入到发展的新阶段，这些过去的红利开始衰退，而我们实际经济生活中还在强制性地推进投资主导的增长，使得传统红利不仅不能成为增长的动力，反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简言之，如果我们继续推进投资主导，继续把“为扩大投资而投资”、“为扩大GDP而投资”，那我们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确实不容忽视。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变现行增长方式，培育新的红利，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新阶段的红利，主要是内需红利、市场化红利、社会发展红利等。内需红利。第一，市场体制还不完善，行政干预下资源错配还相当严重，垄断力量还根深蒂固，市场化红利还远未释放出来；二是社会发展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建设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社会自发的活力还受得很大的抑制，社会发展红利远未释放出来；三是政府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些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还相当明显。政府转型的红利远未释放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而是涉及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在内的全面转型。

中国增长的问题，各方看得比较清楚，开出的药方，大致不会有实质性的区别。难点不在于方案如何设计，难点在于决策层能否打破利益格局，真正推开这些改革。改革落地，方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