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改革观察

深圳特区报 3月11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4-03/11/content_2803001.htm

引子

道路拥堵不堪、房价高企、公共交通难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烦恼。怎么办？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种种“限”象，也成为参加“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那么，在城市管理中，“限”是必要的吗？如何看待“限”象？化解城市“成长烦恼”，“限”之外，要从何处进行破题？本期“思与辨”进行讨论。

■ 主持人：

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记者）

■ 嘉 宾：

张涛甫 （复旦大学政策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国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要寻求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不能过于依赖限令

主持人：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于是对机动车辆限号、限行；当前房价高烧不退，屡创新高，于是限贷、限购……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限”上了瘾。如何看待种种“限”象，“限”是必要的吗？

张涛甫：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限”象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超过了公共治理的速度，致使问题跑到了办法的前面。表现在公共领域，就是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水平还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要求。加之，受到利益驱动以及扭曲的激励机制的影响，不少公共管理者难以抑制权力的冲动，他们发现问题有点失控了，就挑简单的办法：限制。

通常情况下，采取“限”策要慎重，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被乱用滥用，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在很多领域已经得到了证明。当然，杜绝“限”政，有点绝对化。在特殊时期，“限”是必要的。比如，在“非典”时期，采取限行手段限制大流量的人员流动、疫情大面积传播，这完全是必需的。如果“限”是出于私心、私利，客观上又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伤害，这种限制即是不能容忍的“恶”。

匡贤明：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既有发展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带来的问题。城镇规划体系滞后，适应新阶段城镇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完善。作为行政手段的“堵”与“限”，一刀切的话，不仅很难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且还将带来更多矛盾与冲突。例如，某些城市出台的限购制度，事实上更加排斥了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一些限贷，事实上损害的是有住房需求的刚需一族。

刘国强：在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本身就含有“限制”的意味，所以很难笼统地说限制性政策是否必要。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情况的限制性政策，其必要性也大不一样，这个也需要具体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与环境、人口、资源、管理模式乃至社会观念上存在矛盾，环境污染、交通压力、市场规则、社会秩序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长时间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限令”的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缓解问题的作用。比如单双号行车的限制，在理论上就把具备出行资格的车减少了一半，就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而言，肯定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这种限制是以牺牲民众生活的便利为代价换取的，而经济发展的目的正是为了给民众提供更便利的生活，因此，这样的政策只能是暂时性的，不能将其长期化，要寻求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不能过于依赖限令。

只图自己部门省事，不顾群众是否方便的管理思路，该歇歇了

主持人：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限”，甚至得了“限令依赖症”，这是一种懒政吗？

张涛甫：限令轮番出台，效果依然不彰，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限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限”，没有从更多的方面找办法。不是从公共服务上转变思路找差距，而是简单地限制市民的种种需求，这实际上是懒政、庸政的表现。

城市管理者应摒弃懒政思维，提高自身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既要勤政，更要善政，从改革中找路子，从发展中找钥匙，才能多为百姓做实事。那种只图自己部门省事，不顾群众是否方便的管理思路，该歇歇了。

刘国强：种种“限”象，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评判其是否属于“懒政”，也需要做具体分析。一是要看这些政策是否确属不得已而为之，且在短时间内行之有效；二是要看限制所造成的不便是否对居民生活有较大的影响，其代价是否必要；而最重要的，是要看政府管理部门是否真正着眼于长远，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死抱“限字诀”，一限到底。

匡贤明：本质上是一种懒政。找出问题的体制机制根源，需要大量的调研，需要对问题的分析，需要制订改革方案，甚至需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堵与限，一纸命令，简单易行，对某些官员“轻车熟路”，又不触动现实利益格局。

发展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而且也不可避免。但如何应对，取决于政府如何在发展中定位自己。我们一些政府部门还是管制型的，遇到问题还是管制的思路。而当前市场与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在面临问题时，不能再以一管了之，一限了之，而是要做好相应的制度改革，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政府大包大揽

主持人：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人口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公共环境恶化为“病症”的“大城市病”，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成长的烦恼”，仅靠一些限制手段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破题？

刘国强：我认为，城市快速发展出现的这些“大城市病”，在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问题要靠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观念协调发展。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政府部门要有长远发展规划，尤其是城市建设规划要科学合理。交通状况的恶化，就与城市规划不合理有密切关系。要打破当前利益部门化和地方化的藩篱，使综合、协调的政策治理能得以顺畅实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政府大包大揽。

匡贤明：化解“大城市病”，仅靠一些限制手段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应该从出台配套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破题。比如，不少大城市在基础路网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该在改造基础路网和完善公共交通设施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而不是一味限行。在限购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佳的背景下，必须要有缓解楼市供需矛盾的配套举措，政府应加快保障房、廉租房建设，以减轻楼市压力。

张涛甫：快速城镇化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成长的烦恼”，这是客观现实；但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服务意识不到位以及治理能力不济，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防止“限字诀”被滥用，首先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在很多情况下，“限”策的草率出笼，是因权力得不到约束，缺乏监督，恣意妄为；其次，要推动城市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三是想方设法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