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法治調整利益關係，關鍵在於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就要求政府從經濟建設主體退出，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從具體微觀事務退出，強化宏觀職能；從政府自身利益退出，強化公共利益。

    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主題聚焦在法治建設上，這是我國改革歷程中的一個重大標誌。在我國進入到利益多元化的階段，面對利益衝突和利益矛盾，不僅需要利益訴求和利益協商機制，更需要抓住利益衝突的關鍵，消除利益失衡的體制因素。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主體多元化成為一個客觀現象。不同的利益主體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利益關係多元化勢必帶來利益矛盾甚至利益衝突。包括勞資衝突在內，現代社會中的利益衝突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越來越少。但是，利益衝突並不意味著這個社會不和諧。從利益衝突到社會不和諧、不穩定，中間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就是對利益衝突的處理。如果面臨利益衝突時缺乏統一的規則、公立的裁決、有效的協商，那麼利益衝突有可能轉化為群體衝突和社會衝突。因此，在我國進入到利益多元化時代，各級政府的思想也要進一步解放，不要回避利益衝突的現實，不要視利益衝突為洪水猛獸，不要對利益衝突如臨大敵。承認利益多元，承認利益衝突，是利益多元化時代的基本出發點。

    此外,我們在看到常態化的利益矛盾、利益衝突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利益失衡的矛盾還比較突出。比如，我國的城鄉差距儘管有所縮小，但仍在高位；基尼系數長期居高不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與利益衝突不同的是，利益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利益格局的固化。這是建設有活力的市場和有活力的社會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從現實情況看，重大利益關係的調整也有兩種思路。一是鬥爭式的，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階級的反抗。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這方面的社會思潮也並未絕跡。二是法治式的，通過法治來調整利益關係。核心是承認合法利益、杜絕非法利益、構建利益協調的平臺，實現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動態平衡。應當說，兩種方式各有側重。在利益衝突已經失控的特定階段，前一種調整利益關係的方式是有效的。但從中長期看，從利益調整的常態看，重大利益關係的調整還是需要依靠法治，依靠規則，依靠協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法治，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學術界的一個共識是,通過法治調整利益關係的關鍵是改革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的利益衝突、利益失衡不足為奇。只要有公平的規則、健全的法律和協商的平臺，有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自我大發展，這些利益衝突都有得到解決的可能。但如果政府介入到利益失衡中，甚至成為利益衝突和利益失衡的原因，事情恐怕就會複雜化。從過去幾年引起全國關注的群體性事件看，某些地方政府過於注重經濟增長，對利益衝突過於敏感，不僅沒有協商利益關係，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在我國轉型的關鍵時期，本應成為相對超然獨立的利益協調主體的政府，反而深度陷入到利益衝突中，成為利益衝突的主體。這樣的教訓是深刻的。

    通過法治調整利益關係，關鍵在於約束政府，在於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就要求政府從經濟建設主體退出，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從具體微觀事務退出，強化宏觀職能；從政府自身利益退出，強化公共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的包括行政審批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客觀上加快了政府的轉型，其釋放市場活力和社會活力的效應已經在逐步顯現。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出發，通過政府轉型，發揮政府在有效協調利益關係中的作用，迫切需要在法治化上破題：一是正在推進的改革，包括負面清單在內，需要制度化和法治化，要把市場和社會主體“非禁即可”和政府“非授權即禁止”的思想和做法上升到法律層面。二是按司法權公正、獨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中央地方雙重法院體制，克服經濟領域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主要負責一般民商事案件與治安刑事案件、家庭婚姻繼承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三是把政府的公開透明作為法治化建設的核心，真正構建起約束公權力的“籠子”，防止政府越位成為利益衝突的主體。

    可以預期，如果我國在法治化改革上取得突破，把“任何人和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行事”這句話真正做實、做細、做深，就可以找到一條化解利益衝突、防止利益衝突演變成為社會衝突的有效路徑，由此也為我國中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營造比較好的制度環境。

    作者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