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上日程后，我国对外开放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亚太自贸区建设，被注入了实质性的内容，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中韩自贸协定完成实质性谈判。可以预期，未来几年将是亚太自贸区加快推进的关键时期。

　　从现实情况看，亚太自贸区建设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比如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既有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缅甸、老挝这样贫穷国家。从现实情况看，要有效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需要找到一个最适宜的切入口。而我国内陆沿边开放将成为最为重要的突破口。

　　无论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革和增长，或是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沿边开放有着直接联系。尤其是中国-东盟10+1升级版的提出与这两年来的加快推进，使得沿边开放更具可行性。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广阔的沿边地区，长期处于末梢。尽管周边国家有着资源、环境、区位等多方面的优势，但开放的相对滞后使得沿边地区的发展潜力远未发挥出来。

　　一旦加快开放进度，这一潜力势必成为我国以及周边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东盟为例，2002～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548亿美元上升到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3.6%；相互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3.4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尤其是广西等沿边省份，抓住这一机会取得长足发展。

　　但客观地看，与沿边经济社会发展以资源禀赋相比，沿边开放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在开放探索上还有相当大的余地。比如，沿边地区正在探索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就涉及到双方在运营模式、管理体制机制与多层次跨境协调机制上的探索与创新。如果在沿边开放上加快推进，不仅对沿边的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可以以扩大开放破解经济转型发展瓶颈；而且对沿边国家也能起到有效的“富邻”作用，使东盟等沿边国家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以亚太自由贸易区为目标，明确提出更高要求的目标。比如对中国-东盟10+1升级版，就可以明确提出以“类欧盟”为基本方向。通过不断增强各方战略互信，消除相互开放的狐疑和猜忌，在各国平等协商的前提下，加快10+1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区内无障碍流通、基础设施区内无障碍互联互通，政策规划区内无障碍协调沟通，尽快形成较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其要点是：形成区域共同市场，形成区内货物、服务、资本、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自由流通的统一市场；深化金融合作，在各国拥有主权货币的前提下，尽快使人民币(6.1201, 0.0006, 0.01%)成为区内贸易投资主要结算货币，争取成为东盟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争取以部分产业政策的统一行动为突破口，逐步提高财政、货币、产业、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程度，逐步建立起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性危机的政策协调体系；在全球性和区域性事务上集体发声，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逐步形成区域治理中的共同行动。

　　要让沿边开放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率先突破口，关键在于加快创新加快沿边开放的体制机制。比如，第一，积极探索放宽投资准入、海关监管体制、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涉外经济管理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加快通关便利化。如果从昆明到新加坡能够实现一体化通关，其释放的红利不可估量；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文章很多。仅在云南，就有昆明-仰光、昆明-曼谷、昆明-河内以及昆明-加尔各答四大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

　　第二，积极探索人民币区域化的有效路径，在沿边跨境金融合作创新上加快步伐。

　　第三，积极探索扩大沿边开放进程中的企业发展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扩大沿边开放中的主体作用。

　　第四，鼓励国内企业率先在沿边国家投资，鼓励优先从沿边国家进口货物，改变沿边国家普遍逆差的格局。

　　第五，尽快打通与周边国家的“断头路”、“瓶颈路”，加快推进通往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形成放射线、网络化交通布局。到2020年，基本建成“连接内外、通江达海、沟通两洋”的综合交通体系。

　　第六，形成服务业开放的大格局。比如尽快启动中国-东盟更高版本的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降低双方服务业投资准入的各类门槛，在更多领域取消投资准入门槛，以中国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夯实“富邻”的制度安排。以此消除某些国家对我国的信心赤字。

　　如果以上几条能够加快推进，沿边开放就有可能在当前新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真正从过去的开放末梢转变成为开放前沿，从而改变亚太地区的开放格局。这不仅需要中国自己的行动，更需要沿边国家的主动参与。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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