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环保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一个半月后，环保部正式公布《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环保部要求，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将分三批，在2016年底前全部脱钩或退出建设项目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环保部直属单位的8家机构今年率先完成。这也意味着，多年来在环评问题上一直存在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红顶中介”问题，将从制度上得到根治；环评机构将不能借“红顶”任性。本期“思与辨”针对环评领域和形形色色的“红顶中介”问题进行讨论。

■ 主持人： 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 宾： 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红顶中介”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主持人：根据环保部此前的统计，在全国 1162家环评机构中，挂靠在各级环保系统下的就超过300家。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模式，有哪些危害？

刘国强：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条件，使环评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红顶中介的特权来源于环保部门的授权，这使环保部门领导或直接插手环评，或是从环评机构中捞取好处，环评机构也借此从企业获取不当利益。二是扰乱了环评市场，使环评行业在潜规则下运作，行业信誉度严重受损，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使其失去了保护环境所应有的屏障作用。近年我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环评工作不力难辞其咎。三是影响了整个市场运行，败坏了社会风气。环评中的权力寻租所产生的不当利益，无疑会转嫁给相关企业，这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这些“红顶中介”还可能利用其权力，介入地方各项工程建设，帮助其他企业以非正规的方式获取工程项目，这方面的影响极为恶劣。

匡贤明：环评机构承接的主要是原行政审批事项，也就是说，简政放权的改革，有可能在红顶中介中形成新的门槛。事实上，一些挂靠行政系统的环评机构，主要不是靠提供服务收费，而是靠签字收费。这直接影响了简政放权的改革效果。

张敬伟：“红顶中介”的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让政府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其危害不容小觑。比如，公权力偏离中道，坏了市场规矩，市场竞争的健康生态被侵蚀和污染；伤害了公共利益，掺杂权力寻租和特权利益的环评机构，不可能得出公正的环评结论，这就给污染项目、工程开了绿灯，环评制度保护环境的目的就无法达到，环评的制度善意也打了折扣。

脱钩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原有利益格局的被打破

主持人：早在2008年，环保部就提出将改革环评制度，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要完全脱钩。然而，“脱钩脱利”至今仍未成为现实。现在，环保部制定了脱钩路线图和时间表，在你们看来，脱钩改革面临哪些难题或阻力，如何解决？

匡贤明：核心还是部门利益。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的标志是，放开环评服务的准入限制，取消指定环评机构的做法。脱钩改革面临着利益的掣肘，要治本，重在市场化改革的突破。

张敬伟：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让300多家环评机构和环保部门“脱钩脱利”，实非易事。必须制定科学的方案，尤其是环评机构的人员分流。 更要者，从现在开始就要对1162家环评机构进行评估，将那些和权力部门勾肩搭背和有利益关系的搞清楚，验明正身。一个个地改，一步步地剥离，使所有的环评机构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形成良性竞争关系。

刘国强：脱钩改革并非易事，最大的阻力是原有利益格局的被打破，环保部门会觉得实际权力和利益受损，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同时，即使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在机制上脱钩了，但原来建立的人际关系模式并没有改变，政府对环评机构的授权、环评机构对企业的监测评价权力等特权形式也没有改变，这使环保部门与环评机构的利益关系无法完全撇清，如何保证其环评的公正性仍然是一道难题。所以我认为，环评机构的身份问题只是表象，而环境审查评估的整个环节，乃至社会运行的大环境失范才是问题的根本。要解决这一难题，最重要的一点是环境监测相关信息全部公开，评估程序完全透明，机构审批和环保评价标准细化，发挥民众、企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政府对环评机构的资质定期考核，违规者要严加处罚直至取缔。

是否还有“红顶中介”存在，是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有没有真放权的标尺

主持人：包括环评“红顶中介”在内，一些事业单位或是政府部门隶属的学会、协会、中心，常年游走在市场与政府交界处，捞取不当利益。怎样才能揭掉形形色色的“红顶中介”的红顶子？

匡贤明：纪检监察机关该立案的要果断立案，查处也一定要严，要让这些中介四处伸手时必须掂量后果与代价，公权的私欲才不至于肆意流淌。要继续以建设法治型政府为导向，进一步放权、限权、分权，逐渐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否还有“红顶中介”存在，是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有没有真放权的标尺，民众都在看着，不能含糊。

张敬伟：最简单的办法将“红顶”和“中介”彻底分离，让权力中人回到政府部门，让“中介”部门回到市场轨道，这是法治常态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要中央严加督查惩处，将清理责任和权力部门一把手绩效考核挂钩，权力部门就会主动斩断“红顶中介”这个尾巴。

刘国强：必须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限制，从大的方向上说，应注意以下几点：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但企业是行业的主体，行业协会的组成和运行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不能参与和干涉协会的管理工作；完善相应法规，先在机制上明确专业机构的身份，使其与政府部门脱钩，并对其资质进行定期审核和评估。在目前情况下，名义上的“红顶中介”消失可能并不很难，但实质性的问题恐怕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